退学的时候，原本是想去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

才在大学读了两年，他就厌倦了。在大连海事大学读航海技术专业时，他几乎一眼就看得见自己以后的日子。那是一种被安排好的生活：在国际航线往返，从水手、三副、二副、大副，最终做到船长。

多数时间，他将与缆绳和水鸟做伴，站在甲板上看落日在海水中折射出黄昏的波澜。但这个年轻人觉得：“那是一种看起来挺男人，其实却没有一点想象余地的生活。”

就连在校园里，他做的事情也与专业没有一点关系。作为文学社的小组长、团委报纸的编辑，他整日躲在图书馆里看诗集，并且连续几门功课不及格。

熬到大二那年，没有和老师、父母、同学说一个字，他只留下了一张字条，“我实在不适应这个学校，我得自己去寻条活路了。”然后，洪峰悄悄离开学校，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他的背包里只塞了一本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起初的生活充满幻想。因为被北京大学的诗歌节吸引，洪峰来到北京，并为了维持生计，走进了餐馆打工。

最开始，他做服务员，但没过多久，领班就提出，“你还是去后堂洗盘子吧。”他这才知道，尽管“端盘子”不需要学历，却需要一条干净的裤子。而他那条仅有的卡其色牛仔裤已经脏到了影响饭店“卫生标准”的程度。

因为没钱买新裤子，他只好和大妈们一起蹲在水槽前洗一个月的盘子。

“打工，旅行，再打工，再旅行”——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状态。他甚至还有股文艺青年的执著劲，计划着要一个人徒步走遍整个中国。他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Roma”，就是流浪汉的意思。

这样游荡的日子过了两年，他才开始有勇气面对退学的自己。这个追求独特的青年，开始尝试过“正常生活”。

他的第一项事业，是利用当网管时自学的编程知识，创造了“中国”，并积聚了一大帮退学的人，他们互相称为“退友”。

现在，这个网站已经有了17000多名会员。很多人希望退学网“应该对推动中国教育改革起作用”。但他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冲动。这个过来人宣称，自己只是给“退友”提供一些过来人的经验，而不是标榜“退学论”。

事实上，这个与韩寒一起被冠以“中国教育制度的外逃者”称谓的小伙子发现，当最初的浪漫开始散去，退学后的他，还是希望过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在退学网结识的“退友们”，一开始往往很激进，但“大家年龄大一点后，就会觉得退学是件很无聊的事情”。

那些曾经热心的退友开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创业或打工。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正轨”靠拢。这一次，他选择事业的标准不再是特立独行。因为从退学生活中收获良多，他决心重新回到教育这一行。

他心中的教育圣殿，是魏玛王朝时期的包豪斯学院。他决心把“从最基本的动手能力开始”的理念激活。两年前，他带着这样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到北京一所民办高校，希望“把一些退学的学生送到这个学校里，用我的教育理念去教育他们，做一个教育实验”。

学校的校长立即接纳了他。不过照他的话说，自己“实验”没做成，反倒被“收编”了。与之前设想的不同，他被分配负责该学校的推广项目。他成为一名普通的老师，过起一种朝九晚五的“靠谱”生活，把自己的第一目的定为“拿一份固定工资”。

他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经历。每天，曾经的叛逆者会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按时来上班。过去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他的发型。他留了个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爆炸头。

但他的大部分学生根本不知道谁是鲍勃·迪伦。他们看着这个看上去有点怪的老师，经常能联想到另一个人：“嗨！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