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你种橙的思路和做烟草的思路一致吗?

褚时健：当时烟草很难整，烟草公司和烟厂是分开的。我们把上百万亩的烟田给烟厂管理。给农民提供肥料补贴，解决水利和交通问题。这样首先我们的烟草品质上来了。

记得1985年左右，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广东，流行穿的确良衣服，胸前口袋装一包烟，都是装美国烟。那个时候我们想，为什么中国烟就没有这个身价?后来我们把原料做好了，我们的烟草品质上来了，用了五六年时间把口袋里的烟换成了红塔山烟。

广州日报：你现在还在做一些烟草方面的工作吗?

褚时健：不管了。找到我还烦。我搞烟草18年了，烟草的朋友很多。熟人呢，坐着随便聊聊，看看这个烟有什么缺点，其他的事情都不管了。

广州日报：资金过剩之后怎么解决?

褚时健：我们就去搞水、电、交通。这一定是未来中国市场紧缺的，但是投资的时间太长。澜沧江梯级电站，就是我们投资的，现在电站赚钱了不得，电不愁销售。可以负责任地说，用少量的投资做更多的事情，认认真真为国家着想才行。

广州日报：你觉得自己对行业的贡献是什么?

褚时健：贡献不讲了。我们能宽慰一点的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在云南尤其是玉溪地区，问一个农民，不管有没有见过我，不管熟不熟，都认得我这个老头。那几年不光我们国家好了，农民也好了。烟种好了，国家拿大头，我们拿小头。

广州日报：有人说，因为你的威信非常高，就有点像传统的封建大家长式的管理。

褚时健：那时候也没有现代管理模式，中国刚刚发展，碰到的问题都是没有见过的，所以只能碰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直到90年代中，才把新的管理机制建立起来。

广州日报：有人说在最巅峰的时候入狱的你是一下子从天堂掉入地狱?

褚时健：其实那时候我反而放松了。我清楚自己做的事，最后的判罚不是我的事。功过让后人评去，让社会评去。

广州日报：出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走了之?

褚时健：当时很容易走，但我没想过。我女儿被抓时，我在美国。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而且我一家人都在中国。

我们这代人跟现在的人不同，还是觉得，在外国精神上不痛快。我知道，有些人拿了国家很多钱，在外面其实并不痛快。

晚年安慰：太多坎坷家庭从未解散

对褚时健来说，他的“落马”并非不可忍受，真正击中他的，是相爱的发妻入狱4年，疼爱的女儿在狱中自杀。他说他们这一代人家庭观念很重，正是因为家人，出事的时候他从未想过逃跑。

广州日报：当时你的调查最早是因为你老伴批发烟而开始的，你有怪过她吗?

褚时健：这种事不能怪她，所有的企业都有这种事。他们来搞这些事情，照常纳税。那个时候社会管理没有现在规范。成千上万的人都做。

广州日报：你出来之后，你老伴说要做一件不拜托人不求人的事情，最终选择种橙子，你老伴对你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