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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100个样本当中，（妻子龚国兴）、宗庆后（妻子施幼珍）、沈文荣（妻子陈红华）等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企业家，和王石（妻子王江穗）、张茵（丈夫刘名中）、黄光裕（妻子杜鹃）、李宁（妻子陈永妍）等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以及（妻子雒芊芊）、江南春（妻子陈玉佳）等上世纪70年代生的财富新秀，他们当年与日后成为自己另一半者的邂逅经历，都带有着鲜明的年代特征。 譬如三十多年前沈文荣和乡村教师陈红华走到一起时，陈的择偶标准是“只要是党员”；到了1990年代，黄光裕与杜鹃的结合则与彼时中国民企“野蛮生长”需要频频与银行打交道相关——杜鹃正是位放款专员；而到了最近一些年，才与貌，甚至财富，都成为富豪们综合评定未来伴侣或被未来伴侣评定的重要元素，找明星、找主播或奉子成婚等商界前辈眼中的新生事物在他们眼中则见怪不怪了，江南春便是其中一员。
刘永好夫人李巍在扮演贤内助角色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了生意图/CFP 尽管中国民间商人有着“夫妻上阵”的传统，但日后看，超过半数的明星家族企业都曾选择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让妻子退居幕后。如今首富级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等四兄弟当年决定成立希望饲料集团时，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是所有刘家媳妇都不得再染指任何公司事务，当初辞去公职帮刘永好打理生意的妻子李巍自然也在此列。 另一位首富级企业家——今年在港上市募资规模甚大的忠旺集团董事长刘忠田曾在十几年前将自己和妻子两边的亲戚叫到一起，支付每家500万元，一为“酬金”，二为“劝退”。四年前，刘忠田萌生上市打算时，又将妻子王志杰也一并请下了台。如今刘忠田夫妇持有忠旺40亿股，以10月28日的收盘价，身家接近300亿港元。 当然，退出不等于退休，刘永好妻子李巍后来自己开了多家公司，涉足花卉种植、印刷业行业，生意做得甚为红火，甚至不久前办起了一份杂志。她是一位将自己的爱好通过商业形式体现到淋漓尽致且不耽误做一位贤内助的典型样本。 中国的明星企业家和富豪视家庭声誉与公司声誉同等重要。两年前作家王朔一次做客凤凰卫视时随口说了句“杨澜没找对老公，吴征就是一骗子，前一阵还忽悠我们徐静蕾呢！”未料引起轩然大波，杨澜第一时间撰文《王朔先生，说话要负责任》进行回应，并在回应中称：“我也想告诉他（王朔），我的家庭很幸福，请不必操心。” 如果说杨澜遭到揶揄时的快速反应出于她所处行业的职业习惯，那么阿里巴巴公司今年9月（正值公司创始10周年和45岁生日）对坊间关于马云套现逾2亿元“对与妻子张瑛离婚进行补偿”传闻的澄清，则是出于避免一家明星公众公司可能遭遇更大危机的未雨绸缪——尽管马张二人真离婚也未必会对公司股价有实质性影响。“谣言很险恶，很匪夷所思，不排除某些竞争对手的刻意为之。”阿里巴巴内部网的一则帖子称。 事实上，家庭问题常常会给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带来极大困扰。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真功夫创始人。婚姻的破裂使他的前妻潘敏峰及其弟潘宇海（真功夫另一个大股东）与他反目成仇，并引发了一系列对抗风波。 中国有着“夫人外交”的传统。1992年，当过大学教师、办过书刊公司的尹明善不顾家人和朋友反对，挂牌成立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由于尹明善的妻子陈巧凤和左宗申的妻子袁德秀是亲戚，这使尹左二人的合作一拍即合，于同一年开始了各自的摩托车事业。16年后，力帆与宗申的年销售额分别为125亿元和111亿元，“产业航母”的地位显而易见。 不过，女强人与女强人之间的合作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很难找到王石、冯仑、潘石屹、胡葆森等江湖兄弟的“女性版本”，抱团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一方面这与女性并未真正进入商业权力中枢的事实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女性的敏感、中国的商业传统等元素有关。去年 5月，三个女人一台戏——杨澜与中国最大饰品生产企业之一的义乌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流行乐坛天后”席琳·迪翁宣告联手成立“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周晓光和她的丈夫虞云新同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O班研习时结识杨澜，成为合作的发端。不过，一年后，“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销声匿迹，倒是另一家杨澜和席琳合作的“中国首家高级定制珠宝品牌店”（LAN）亮相，刘嘉玲、章子怡、周丹、周涛等名流前来捧场，人群中唯独没有了周晓光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