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满脑子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去做企业，会是什么结果？

清醒者昌，自大者亡。

黄怒波一次又一次地放下一切去登山，不仅仅是为了那个时髦的“7+2”境界，更是为了让自己清醒：只有当身心抽离开企业的局，他才能看得更高远，想得更透彻。无限智慧在险峰。

这一次，他攀登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峰归来，不但创造了仅用六天就登上顶峰的最短时间纪录，更带回来了他对度假地产的全景规划，还有他的创作——那些发自肺腑的与自然之间的诗歌对话。

黄怒波接受采访的时候，脸上的高山冻疮没完全好，他也并不在意，反而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他自己设计的“改良中山装”来：1米92的身高让他很难在国内找到适合的穿着，个性极强的他又不愿意把自己装在平庸的款式里，于是索性自己画图，借用了中山装的挺拔并且摒弃其拘谨，创造出仅供黄怒波个人独享的服装。

“做企业的人一定要开放，要时尚，不能守旧。”穿着“骆英牌”套装的黄怒波说。

除了坚持只用笔写诗，这个自认为是诗人的企业家活得真的不算“守旧”：这个月底，登山归来的他还要赶去北海道，赴日本“诗神”谷川俊太郎的约，共同探讨亚洲诗歌的生存状态——骆英，就是他在诗歌界的代号。

当然，在更多人眼里，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企业家，是中坤集团的董事长，更是地产圈里有名的“异类”。

“我做企业很另类”——连黄怒波自己都这么说。

想当初，当其他人看房价疯涨而疯狂拿地时，他从竞争最激烈的CBD退了出来，开始行走于大江南北，默默买下那些价值被低估却拥有稀缺景观的土地，将中坤度假地产的疆域勾勒得无边无际。别人先炒，他先做；别人快被资金链勒断脖子，他的建设始终没有停止。

如今，他和他所打造的度假地产概念已初具规模，无论是别具古镇风情的安徽宏村，还是民族文化浓郁的新疆南疆，似乎都在绽放经济潜力的同时，也散发着独特的自然和文化魅力——或许，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产业，只有像黄怒波这样拥有诗人个性的企业家才想得出，做得到。

“我丝毫不担心有复制者或者后进者，首先我已经拿到了最好的地，抢占了最稀缺的自然景观，这些资源是不可能被复制的。其次，这件事情不是什么人都能干：一般的企业做不了，因为前期投资大时间久，他们扛不住；上市公司做不了，因为回报周期太长，他们等不了。”

“我有钱，有空间，有欲望，当然要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在珠峰海拔8700米的位置上，黄怒波必须迅速地作出选择：坚持，还是下撤——坚持，就意味着他有可能会牺牲掉已经冻伤的若干手指；下撤则更心痛，毕竟世界第一高峰已经近在咫尺。要知道，让一个个性如此刚毅的企业家放弃触手可及的胜利，或许真的比割掉手指还要疼痛。当黄怒波和他的登山团队最终下撤至海拔6000米时，所有人抱头痛哭。在那一个决定的当时，悲伤来得如此剧烈，可现在看来则是极为理性和明智的——因为“山在那里”，他当然还有大把的机会。

“在那个时候，作上去的决定，要比下撤容易得多。”黄怒波说。

正如上世纪90年代末，中坤进入良性循环期的时候，企业初具规模，在一个又一个项目中摸爬滚打。尽管地越拿越多，利润不断攀升，黄怒波却越来越惶恐。他看到利益把人变成“企业动物”，公司像脱缰的野马般暗藏危机。他决定宁可让公司发展得慢一点，也要再稳一点。直到有一天，“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出现，把他救了。

“这个理论一下子让我开窍了。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的，总有比你更有钱的，总有比你更不要命的，我为什么要跟这些人争抢那些有限的资源呢？我有钱，有空间，有欲望，当然要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就是要做新的东西，做别人竞争不了的东西——产品差别越大，垄断程度越高，厂商在市场上就越处于有利地位。那时，宏村就是一个突破口。不竞争能保证我更安全，保证资金链更安全，并且拥有更高的利润。”

于是，从1997年中坤拿出第一个400万元投资安徽宏村之时起，黄怒波便将他的宝押在了度假地产项目上，并且决意将这个路数进行到底。“事实证明，当初决定转向度假地产的战略是对的。住宅地产已经逐渐变成一个社会问题，空间越来越窄；度假地产则是以持有型为主的新型房地产业，是一个复合式的产业链条。”黄怒波说。

传统意义上所描述的度假地产，就是指以稀缺绝美的景观资源为核心，搭配完善的旅游度假设施，具有一定主题的房地产项目。其价值体现不在于房地产销售，而是长期的经营性收入。

对于这样的概念，几年前或许还能得到黄怒波的认同，至于现在，他已经创造性地完成了有关度假地产的完整解构，并且推出“红山楂度假俱乐部”，将其打造成该理想的现实载体。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由于找不到可参照的度假地产运营模式，黄怒波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这似乎正应验了他立志做新东西的决心。

“度假地产首先是要打造中国人的‘第二生活社区’——‘第一生活社区’是指你平常生活的环境，‘第二生活社区’则是度假概念，比如加入红山楂俱乐部的人，都可以享用我们在全球的旅游度假资源，在度假过程中结识新的朋友，拥有新的生活圈子。”黄怒波说。

黄怒波打造度假地产的第二个意义是打造一种生活方式，即依托稀缺景观资源基础而形成的主题旅行。“比方说我们和北大考古研究院组成一个考古团，去南疆进行考古旅行，也可以组织律师团，去美国听庭审。这样学习了新的东西，又是一种度假放松——这就是未来最主流的主题式度假体验。”

最后，也是黄怒波坚持自己仍然是地产商而不是旅游商的主要原因，会员不仅享用俱乐部提供的度假服务，更可以通过持有度假地物业的方式参与红山楂的经营，“这是一种新的投资理财方式”，他这样概括。

而围绕这一核心，黄怒波还画下了一个庞大的度假经纪人圈。这是一个能“改变业态”的理念，在俱乐部提供基本劳动保障的前提下，经济人独立代理红山楂乃至其他服务提供商业务。

“美国一家20几个人的度假公司，能拥有将近2000名经纪人。经纪人是自由的，成熟的经纪人可以为不止一家度假地产公司提供生意——这件事如果我们运作得好，催生的将是一个产业，而这个产业将为中国的旅游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年来，为了打造足够辽阔的“第二生活社区”，从徽派宏村到壮美南疆，从京郊古村到顺义酒庄，从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到风光旖旎的北海道？？黄怒波带领中坤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圈地。从最早靠宏村的景区门票为收益，到如今系统化的产业链，黄怒波始终依靠的信念就是他对创新的坚持。

“百年通用为什么倒闭？因为美国早就想甩掉汽车制造业了，一直迫于工会压力不能这么做，经济危机只是一个适当的借口。当一种产品在第三世界国家也能够生产，美国就不再有优势，因为它的人力成本、污染成本都要高，利润相对就低了，所以它一定会甩掉这个累赘产业，去做别的国家做不了的创新型产业。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黄怒波的理性像一把刀子，用大实话表达出来，让人感觉清醒得发麻。

如今，在楼市起伏的大背景中，房地产商遭遇大浪淘沙，度假地产始却终波澜不惊，一枝独秀，引得无数效仿者开始跑步进场。

面对这样的跟风，黄怒波却异常坦然：“我丝毫不担心有复制者或者后进者，首先我已经拿到了最好的地，抢占了最稀缺的自然景观，这些资源是不可能被复制的。其次，这件事情不是什么人都能干：一般的企业做不了，因为前期投资大时间久，他们扛不住；上市公司做不了，因为回报周期太长，他们等不了。”

他写诗，登山，玩网球也玩热气球，偏偏有一样商务人士都热衷的运动他却没兴趣，他解释起来还振振有词：“大家都做的事情我就不做，比如高尔夫我就是不打。”

“我需要经济自由，所以选择去做企业”

“如果我没有做企业，而做个纯粹的诗人，那我顶多是个某某派的谁谁谁，不像现在，我可以就做我自己。”黄怒波说。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关于黄怒波成长经历的描述：1977年，21岁的黄怒波从插队的宁夏农村进入北大中文系。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宣部，历经10年的官场浮沉，1990年荣升部党委委员，仕途得意之时却高调谢幕。1995年，为了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创立中坤集团——这看似热播剧式的剧情，曲折，却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追逐自由。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顺，留北京，有份安定的工作，进中央部委——全部理想都达到了。但久而久之，就觉得生活不过如此，尤其是读了契诃夫那篇《小公务员之死》，给我很大震撼，终于决定出来干。”黄怒波说。

即便是这样，多数人的做法都是先找好了退路，才敢放弃。黄怒波则更胆大，先出来，再想干什么。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许多时候，恰恰是他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推着他一步步往前走。

“我要是没能力，饿死活该。”凭着这种信念，黄怒波一边继续写诗，一边误打误撞进入到市长协会，又是若干年的机关杂志社生涯。

“真正意义上认识到财务自由的重要性，就是我开始写诗的时候。那时候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只有经济自由，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我需要经济自由，所以选择去做企业。”黄怒波笑着说，“其实我能够有今天，完全是理想把我一步一步逼到企业上的。”

后来那个关于黄怒波在中欧商学院结识李明，并且获得第一桶金的故事在商学院圈子里广为流传，更成为读EMBA能够改变人生的极好例证。“读EMBA对我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一课。当时真的觉得EMBA课程比马列主义还厉害。”黄怒波笑着说，“EMBA奉行的就是‘一个标准’原则，你看麦当劳无论开在纽约还是开在非洲完全能做到一个样并且不断赚钱，这就是EMBA‘一个标准’的魅力。”

挣到了钱，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企业逐渐壮大，黄怒波当然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但他显然没有迷失在财富的享受里，此时最大的诱惑是人生的自由，这令原本就文人气质十足的他很难坐怀不乱。

“让我天天去干企业，凭什么？我绝不能成为企业的奴隶。”

把企业逐渐放权给领导团队的同时，黄怒波开始寻找自己的新人生。他写诗，登山，玩网球也玩热气球，偏偏有一样商务人士都热衷的运动他却没兴趣，他解释起来还振振有词：“大家都做的事情我就不做，比如高尔夫我就是不打。”

在黄怒波计划攀登珠峰的时候，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房地产商在苦苦经营，于是他取消了登山计划，与公司一起共渡难关。然而危机刚过，余痛未平，他就已经扛上行囊上路了。即便是最让他热血沸腾的“红山楂度假俱乐部”，也不能把他永远拴在办公室里。

“中国企业家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当神，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干什么都能成功。像宗庆后说他一张报销单都要亲自签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黄怒波说，“我绝对信任我的团队，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执行好一切。”尽管曾经遭遇手下高层的背叛，整顿纪律及心理状态后的黄怒波依然对他的部下有着百分百的信任，“我的团队比我能干多了。”

在中坤大钟寺的商业项目上，黄怒波说他曾因为试图主动干预，一下子损失了几千万。

“这几千万让我明白一件事情，我的团队天天在和市场打交道，而我却只是在某个时刻冲动地作出一项决定，这么做肯定是不对。所以要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去执行和发挥；而我需要离开，去登山，去写诗，去想战略上的事情。我是个战略制定者，而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

《麦金利记事——山地遐想》

（节选）

文/黄怒波 写于2009年6月30日3号营地

山 本来不在那里

是我们找来了它

攀登山

只是一种动物的爬行

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

吃光了食物

留下了粪便

然后称之为登山

在山峰上走

我们排着队走向死亡

鹰 只能飞在我们脚下

因为我们已经富有

乌鸦和我们一样是贼

它们偷我们的食物

我们偷山的纯净

雪 掩埋我们的脚印

因为我们根本无足轻重

我们将死亡者推下下悬崖

因为我们需要新的死亡

死亡者的碑下并没有躯壳

因为山已经收藏了他们

顶峰是一座无顶的孤台

站在那里 你只能看见自己

攀登

就是在绝望中决不放弃

登过了一座山峰

就等于向死神写过了一封信

在高山上观察爱情

她会被放大得一千倍珍贵

在山的黑夜中注目黑暗

你会感到心已经光明

失败的痛苦

是向山发出的又一次战书

放弃时的泪花

应该被珍藏如珍珠

为了向死亡者致敬

我们踏上死亡的路程

0

走在雪的天地

你才会感到自己的肮脏

美人

只有在山上想起的才是

穿一副冰爪登山

像在城市带着一支枪夜行

用冰镐刺痛了山

就像用金钱购买了灵魂

背包中的水

像闺中的少女一样珍贵

登顶后哭泣

是向世界嗤之以鼻

登顶者的最后一步

是其 还为俗者的开始

风吹来 满街的人乱跑

心中突然想念山风劲吹的荒山

绝不能再重回登过的山峦

那会让幸福和痛苦重现

告别一座山峰

像告别一个恋人

在高山的岩石上痛哭一场

你在人世就再也无泪可流

当山被云雾遮挡时

心就像失去了依靠

带着一块顶峰之石回家

像带回了另一个爱人

苍老是登山者的印证

那是因为他已经与山永存

深沉如山

是登山者得道的时刻

登山者最幸福的时刻

莫过于满身伤痕与恋人相见

透过泪花叫了一声“心肝”

听惯了山风的狂吼细语

习惯了爱人的喜怒哀乐

记忆着死亡者的音容

祝福每一对新人白头到老

太阳每一次升起

都是死亡者对世界的祝福

即便是充满怨恨也还热爱山峰

因为山峰让登山者成为男人

把生命灌注在岩石中

登山者就是山的顶峰

爱因斯坦说，如果有来世，他愿去做一个商人。

黄怒波则笑说，他不过是来商界走一遭，归根结底他还是个文人。

“做一个梦，然后把它实现——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爱因斯坦说，如果有来世，他愿去做一个商人。

黄怒波则笑说，他不过是来商界走一遭，归根结底他还是个文人。

然而人在商界，身不由己。为了当好这个商界中的文人，黄怒波不惜用清教徒式的态度来要求自己。

今年7月7日，美国洛杉矶的《世界日报》刊发了题为“登上北美最高峰，黄怒波返洛”的文章，与他一同登顶的美国著名登山家卡姆用“无与伦比的坚韧”来形容黄怒波。这个美国人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在整个登山过中，居然没有一句怨言。

“抱怨没有用，选择登山就是选择去吃苦——我小时候吃的苦更多，现在只不过是花钱买苦吃而已。”说起曾经天将降大任前的苦日子，黄怒波更倾向于轻描淡写。至于登山，对他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修行了：“所以登山时无论遇到什么，都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之所以选择去登山，就是要让自己感受这种痛苦，否则天天享福，对着那么多钱，成天想着该怎么花，必然会堕落。在大城市待久了，习惯了争斗，心会疲惫；离开城市去登山，用一种清教徒式的方式来约束自己，才能发现自己本来的面目。”目前，最能够让黄怒波感到兴奋的就是他“7+2”的登山理想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

“有2000多人在同时爬珠峰，人山人海——什么概念？”黄怒波笑道，“征服‘7+2’还有一个目的。我每次登山归来都能带回很多作品，你想想看，等我征服了‘7+2’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这是诗歌史上从没有过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这样的经历使我的创作不空，在诗歌史上也会有很大的价值。”

骆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北京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同济大学兼职教授、蒙古传统人文学院“荣誉教授”。

“我的诗在日本比中国有名，不信你去日本的网站上搜索一下‘骆英’试试。”黄怒波说着，神态里透着文人式的感性，“所以有时候日本这个社会让我很感动，你看他们商业化得那么厉害，却始终保留着一份对文化的尊重——一个成熟的社会最终还是会回归到文化上。”

骨子里的文人气质，让打拼在地产圈的黄怒波始终坚持用获得的利益回馈社会。有人说，自从黄怒波接手宏村之后，宏村古民宅的保护反而做得比之前要好。老百姓明白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他们生活所依，自然不敢随便乱动。

“宏村、南疆？？那些都曾经是我的梦，现在被实现了。造梦的过程甚至比最后执行出来的结果更能让我激动。做一个梦，然后把它实现——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至于归宿，黄怒波则早早把自己钉在文化上：“一个人的创新是有极限的，我想红山楂应该是我在商业上最后一件想做成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理想。5年之后，我希望能从企业里真正退出来，去完成我的创作。”

去完成一部大部头的商业小说，是诗人骆英准备了很多年的事情，尽管动笔并不容易。黄怒波也曾应邀为某财经杂志撰稿，谁知文章一出，其语句犀利程度让杂志编辑慌了神，小心翼翼地发表之后，社会反应竟然出奇得好，再来约稿，黄怒波却不干了：“真话说多了容易惹麻烦，但我更不想说假话。”

几个月前，黄怒波曾经和作家就其商业小说《福布斯咒语》展开一番对话，黄怒波始终坚持的一点是：你不是一个商人，怎么能了解商人的社会呢？言下之意暗示对房地产行业描写得不准确。

“我将来一定也会写商业小说，因为商业是最残酷的。我本身是一个企业家，经历就是最好的素材，所以无论做企业将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对我写作来说都是成功的。”黄怒波话音未落，紧接着又说，“当然，我不能失败，企业做大了，我对我的员工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