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送别餐，是在Sunnyvale的“岳阳楼”，原供职于甲骨文的朋友准备回上海创业，做一个在线广告的start-up；这一次则是在Milpitas的“Loving Hut”，原供职于的朋友准备回上海创业，做一个跨国的start-up。

桌子对面的他们都侃侃而谈，充满梦想。困惑中，我把一个问题抛了过去——“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以下是我获得的答案：

首先，在美国大公司，好或不好都是公司自己的事，但是如果不发生金融危机，也许大家不一定舍得放弃美国的好日子。而眼下，很多人可能丢工作，即使不丢工作，周围环境也比较悲观；其次，国内机会多，成长快，容易做出事业；再次，现在国内的创业环境比以往已经好很多，也出现了不少天使投资人。

总而言之，是时候“为自己做点事情了”。

偶然中，存有必然。他们告诉我，可以预见，我在美国新认识的华人朋友中，还将有不少会陆续回国。

换言之，一个“资金流美(中方机构入美进行资源并购等)、人才流中”的现象正加速凸现。为证实上述判断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过去几周，我都在忙着收集研究数据。

尚没有非常准确、详实的数据证实硅谷有多少华人科技精英正流往国内，但通过杜克大学教授兼哈佛大学教授瓦德瓦(Vivek Wadhwa)的一份研究报告——《丧失世界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美国新移民企业》，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这一报告于3月20日由考夫曼基金会公布。瓦德瓦研究员对1224名目前就读美国高等学府或在2008年底前毕业的外国学生进行了访问，最终得出结论：有相当一部分人已无心留在美国。

该报告指出：只有6％的印度学生、10％的中国学生和15％的欧洲学生希望永久留在美国；58％的印度学生、54％的中国学生和40％的欧洲学生打算毕业后在美国留几年。

如果仔细对比，这一数据，与前几年外国学生争抢留美机会已大相径庭。

几年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曾公布过一项研究报告，这里有一些数据：

约有68％在美国获得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和73％获得电脑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毕业后都会在美国工作多年；而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毕业后留美工作至少有5年时间的比例高达92％，印度学生则达到了85％。

美国不少精英人士将此局面的部分原因归咎于近日美国国会的一些政策实施。如“强令大型银行和企业在失业率高攀情况下减少雇佣外国劳工等做法，将加速高技能移民学生的返乡潮”等。

美国在人才方面的保护主义抬头，最早的确体现在金融领域。

今年2月17日，总统奥巴马在签署7870亿元经济刺激案时，一并批准了一项新条款——“雇佣美国工人法案”(EAWA)。

该条款规定，接受美国财政部问题资产援救计划(TARP)的公司在招聘时，必须优先雇佣本土员工，以防止公司利用H1-B工作签证的政策，从外国引进廉价的高技能、高学位劳工来替代本土雇员。

此外，受影响公司的外国雇员人数不得超过该公司员工总数的15％；雇主不能在申请新H1-B工作签证或延期的前后各90天内解雇从事类似工作的本土员工，还不能将任何持有H1-B签证的外国劳工安置在其它企业，除非该企业事先真诚地问过这家公司，是否在安置此名劳工的前后90天内解雇本土员工等。

目前，美国移民局已为此特地修改“I-129表格”，并增设一项申请公司是否接受过政府援助的问题。新表格已刊登在美国移民局的网站上，供4月1日起新一轮H1-B名额申请使用。

虽然实施这一条款的前提是“接受过美国财政部问题资产援救计划”的公司，但实际上，它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超出这一层面。

前几天，我与一位在生物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吃饭，她告诉我，这次回国险遭“回不来”。原因是，其返美签证时被通知“check”时间将达12周，那也意味着，她将丢掉在美国的工作，“而以往，如果持H1-B签证的返美人士遭遇‘check’，最多耽误三周。”

此外，在经济不景气中，高科技公司纷纷裁员，美国国内反对H1-B签证的声音也响了起来，这其中也包括一些高科技工会在内的组织，他们担心此举会影响至国内高科技工人的就业。而就在今年2月中，微软和英特尔还由此触犯众怒。

当时，每年H1-B签证的申请量高过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微软继几个月前游说美国国会批准更多外国专业人士签证后，又宣布大幅度裁减5000名本土雇员，引起了联邦议员和内部职员的强烈不满。

EAWA提案发起人、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格莱斯利为此致信微软要求其应先解聘持H1-B工作签证的外籍雇员，其观点也得到了一些科技工人组织的支持。如代表IBM员工的“IBM联盟”协调人康拉德即说：“没有人愿做一个冷血的人，他们(外籍员工)与我们是一样的。但公司正在解雇那些老员工，而H1-B签证持有人应该最先被解雇。”

我们应该来更详细地看一看瓦德瓦研究员的这份报告，以了解目前科技精英们的心思。

首先，大多数受访者有自己创业的打算，68％的华裔和64％的印度裔学生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创办自己公司，其中55％的华裔和53％的印度裔期望在自己的祖国创业。

其次，一个促使外国学生返乡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毕业后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而且愈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经济将落后全球；

再次，各占85％的华裔和印度裔学生为申请工作签证而头痛，74％的印度裔和76％的华裔学生担心无法在本专业找到工作。

此外，尤其是华裔学生，有52％强烈认为最好的就业机会在中国，印度裔则有32％，与1980年和1990年代的情况截然相反。

最后，更多受访者相信，祖国的经济发展将超越美国。仅7％的华裔和25％的印度裔学生认为，美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好。反而有74％的华裔和86％的印度裔学生相信祖国会日益强大。

该报告让很多美国精英人士很惊慌，因为过去10年来美国新成立的科技和工程公司中，有25％的企业至少有一个参与创办的是国外出生的移民(硅谷比例更高)。

这些高科技移民通常都有很强的创业意识，他们中，也不乏有相当成就者，比如雅虎的杨致远、Nvedia的黄仁勋、Google的创始人之一布林，以及Sun公司的两位创始人等，都是从外国来到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后，在硅谷打拼天下并创造出大型企业。

于是现在，我的周围正呈现出一个纷乱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美国精英人士们此起彼伏地呼吁美国政府“不应短视驱才，终将自食其果”；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各个政府代表团此起彼伏地来到硅谷召开新闻发布会，恳请人才回国。

但是，以往不好的案例，容易成为口碑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华人科技精英们心中并非没有顾虑，比如如果现在回国为政府机构、科研院校或公司工作，眼下承诺的一些东西是否能真正兑现？

这也正是我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当人才真的回流时，中国准备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