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的中，他不是最有钱的，却是各种新闻中出镜率最高的。

当外界还沉浸在对山西“”们豪宅、悍马充斥生活的奢华想象中时，他以“啃烧饼的节俭富豪”形象，频频出现在各种慈善榜单上，继而，他的事迹被媒体挖掘出来：

他27岁，靠煤焦起家，2006年以10.50亿身家入选“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如今总资产已经超过40亿；

他崇拜毛泽东甚至到了痴迷地步，花费巨资在集团工业园里建起全国最大的“毛主席纪念馆”，把自己收集的110万件毛主席纪念品陈列其中，让游人免费参观；

他热衷于慈善事业，从2002年到2007年底，5年间在山西省贫困地区建了100所长安希望小学，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把1100名学生接到长治过渡复学，并负担他们未来三年衣食住行的全部费用；

他说，他最喜欢的职业，不是当企业家发大财，而是当个小村官，因为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家乡山西省潞城市常庄村打造成山西的“华西村”。

这个人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另类”的山西“煤老板”——山西新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27岁的“冒险王”

我们去常庄村采访的当天，正值毛主席纪念馆三馆落成开馆仪式，在一片喧天锣鼓声中，巍然耸立的毛主席铜像徐徐揭开，纪念馆上空响起《红太阳》的熟悉旋律，在这样高亢嘹亮的革命歌声中，韩长安，这位身高一米八的北方汉子，对着台下五千员工深深一躬。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韩长安，身上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他讲话爱用名人名言，有时还会说几句革命诗词，豪迈、干脆中显现理想主义色彩。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他一生发展的“红色动力”：“主席逝世那年，我10岁。当时，家里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人人嘴里哼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我上学学的是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从小耳濡目染，我对主席充满了敬仰之情。”

在潞宝集团内部，几乎人手一本“红宝书”，不过，这本24开、130页的小册子不是领袖语录，而是韩长安为企业编撰的员工手册。在书里，他不止一次提到“走别人不敢走的大路，干别人不敢干的大事，”“只有敢想才能去做，只有去做才能做大！”语气激烈昂扬，丝毫不比当年的革命斗志逊色；他的座右铭是“不图大，但图强；最敢去想，更敢去做”，这与毛泽东的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意境颇为相似。

正是血液中流淌着的这股豪气与热情，推动韩长安一步步打拼出头、不断提升人生大境界。

“童年的生活很苦，放羊、挖野菜、捡煤渣，这是我童年的所有回忆。”从小生活在常庄村的韩长安饱尝了一个农村孩子缺衣少食、没书可读的种种艰辛，在生活重压之下，他渐渐生出一个强烈的渴望：走出农村，改变一辈子盲目无知的命运。

1993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韩长安如愿以偿走出农村，27岁就当上了长治市物资公司的副总经理，待遇优厚，前程无量，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场。

不过，这个既定轨道很快被一个电话打破了。那年冬天，韩长安接到妻子的电话，说村里人让他回去竞选村主任。一边是仕途大好的城里人生活，一边是落后贫穷乡亲们的深情呼唤，韩长安几经思索，决定冒险一搏：舍弃“铁饭碗”，辞去“官位”，返乡当农民带领乡亲致富。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乡亲们对我如此信任，我顺利当选。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带领常庄村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韩长安这样说。

但这时的常庄村已不再是他记忆中山清水秀、遍地乌金的小村子了，当时在“有水快流”“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思想影响下，常庄村一下冒出了许多小焦炉。靠着这些小焦炉，乡亲们虽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也因为这些小焦炉，家乡的生活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更要命的是因为生产分散、户自为战、人自为战，同村人之间互相挤兑倾轧，小本经营加上恶性循环，许多炼焦户都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

面对家乡现状，如何摆脱困境？

创事业就要忍

已经具有一定管理和企业运作经验的韩长安决心600万元建成一个年产6万吨的红旗三号机焦厂，彻底消灭小土焦，赢得大效益。600万元！在当时无疑是个天文数字，韩长安采取常庄村内部集资入股、外部物资投入折股、对外联营引资、加上银行借贷等多条渠道，终于筹得了这600万。

1994年10月，红旗三号焦炉点火投产，到当年年底，短短72天生产时间内就实现产值700多万元，上缴国家税金40多万元，并解决了村里100多乡亲的就业问题，真正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的目标。韩长安倾其所有的焦化事业终于起步了。

在厂子最艰苦的时期，尽管工地离家只有1公里距离，韩长安曾经竟一个月没有进家门。上马红旗三号焦炉，当时在全省都是先例，根本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韩长安只好和几个工人日夜守在施工现场，随时应对出现的问题，回忆那段经历，他调侃说：“不创业不知道创业的苦啊！不过，无论是寒风凛冽、刺骨钻心，还是酷暑炙阳、挥汗如雨，工人们都没有一个掉队的，我非常感谢那些一起创业的员工们。”

富起来之后，韩长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钱给村里修建了一座“像样的教学楼”，第二年，他又出钱给村里盖了幼儿园，当时，他的父母亲都还住在破旧的土屋里。

而他自己，拒绝进入任何娱乐场所，把赌博、酗酒、游手好闲、不负责任看成是最恶劣的行为，还在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提倡村民节俭，不许铺张浪费。

但即便这样，村里还是开始出现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他在外面吃饭花好几千块钱一桌，面对这样的质问声，韩长安曾经辩解过，可是后来他学会了忍：“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从骨子里我是根本吃不惯那些饭菜的，但是有时为了谈生意，总要讲究一些。那些价格不菲的大餐都是为客人准备的，而我常常是钻进车里啃烧饼吃。创事业就要忍，不管人们说什么，自己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而且最终要乡亲们口服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