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同了，女女不一样

天赋人权，世界在某些方面变得更有利于女性才能秉赋的发挥。

美国曾有报刊宣称：“更多的女人想成为CEO.”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李秀娟教授提供了一个数字，在全球企业家的比例已经从80年代的10％发展到2000年的20％，目前中国商界女性也占20％左右，而且大有上升的趋势。

李银河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全球男女平等排行榜，在128个国家中，中国的性别赋权指数（GEM）列第57位，男女平等指数列第28位。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中，女性所占比例仅为20％，其中，只有30％的女性创业者能够成功。

“女性从商，过去也就是打份工，养家糊口，多份收入，现在女性可能更多地把投身商业当作一个梦想和个人追求。”在李秀娟的印象中，50岁的女企业家（比如杨绵绵）动力来自为国奉献，40岁的女企业家（比如周晓光、史晓燕）主要是改善自己证明自己，30岁的女企业家则追求专业和自我完善。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我们的商界木兰入榜者有10位均是中欧商学院的学员，王佳芬、刘伟分别是EMBA班2002级和2004级的，史晓燕和杨澜是CEO班2004级，董明珠和周晓光是CEO班2006，荣秀丽属于中欧CEMI-6.

“她们虽然有各自的苦乐和困扰，但笑起来像个小女生，内心还是那么细腻柔情。”李秀娟说，成功的女企业家一般开朗、积极、乐观、愿意付出和承担，处理家庭平衡也得心应手。但问题是，女企业家是背着大石头和没有负重的男企业家一起爬山的，过程比较辛苦。

除了生理、生育的局限，商界女性还必须面对更多的观念束缚（甚至偏见）。同样的决策，男人做会被认为英明决断，女人做就是狂妄和咄咄逼人。在我们的采访中，几位女性都对电影《穿Prada的恶魔》的女主角感同身受。“她肯定有特别出色的管理才能。她毫无保留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哪怕有时候显得不择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李亦非说。

李亦非认为，“女强人”是个褒义词，它意味着有独立思考能力、敢做决策和为此负责任。“这有什么不好呢？女性如果都这样了，可能男人就该害怕了。”如果说它也指歇斯底里、情绪不正常、控制欲，“那哪个成功的男企业家没有控制欲呢？”

女强人这个词也许是有点过时，“女人味”的定义也正在发生变化。

“女人味的学术定义就是女性气质。谁规定女性气质里就不能包括领导欲呢？”李银河说，“时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样，女女也不一样。套用马斯洛的五种需求理论，从最低的生存需求到最高的高峰体验，我觉得高峰体验就是女人们追求的目标吧，就是一种自我实现。这种高峰体验不是说一定是成功的女企业家才有，家庭妇女她也能高峰体验。”

这也许称不上第几次女性解放运动，但很多商界女性到了一定阶段，开始重新寻找某些被社会认同的女性气质。

“美国社会学家管这个叫反弹。”洪晃说，“女性在成功以后开始觉得自己不可爱，担心自己是个男不男女不女、只有事业没有柔情的大母狗。她会急于美容、打扮自己，变得柔情一些。”

袁岳把商界女性分为两代人：第一代以董明珠、杨绵绵、王佳芬、孙亚芳为代表，她们往往强势、决断、有魄力，不够温婉。第二代以张欣、俞渝、杨澜为代表，她们是突破性的一代，具有领导魅力和女性魅力兼具的个人气质。“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女性领导的强势力量感也在减少。在领袖特质中，中性、跨性别的倾向将会增强。”

也许，一个刚柔并济、中性的商业时代正在到来——商界女性越来越果断，而商界男性越来越显温柔？

今年2月底，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洪晃和俞渝作为中国妇女界代表见到了她。希拉里说：“无论在哪个领域，都需要更多的女性领导者。”后来洪晃才想起来，应该问希拉里一个问题：“你当初和奥巴马竞选是他的对手，现在是他的手下，你怎么平衡这种角色的微妙变化？”

洪晃的结论是：“女权并不意味着女性掌权，而是世界的多元化需要女性的声音。女权二字在英文里是Right，而不是Power，是权益而不是权力的意思。”

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新女性》，洪晃又得出了一个似乎沮丧的结论：“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新女性是走回家庭。女人奋斗了这么多年学会了怎么得到，同样应该学会怎么去放弃。这对男人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课，对女人来讲也是非常必要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