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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这些其貌不扬的汤包会让绍兴人抢着购买，这种汤包，绍兴每天至少要15万个。 陈夏兰：“像我们早上六点开始卖要卖到十二点，下午又开始做，下午两点要忙到六点，天天是这样的，一直忙啊忙的。”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今天早饭我就想到他的包子。” 像这样的汤包店在绍兴有一百多家，5毛钱一只的汤包带给这些店主的是外行人看不到的丰厚。这100多家包子铺都和一个今年只有29岁的小伙子分不开。这个开着轿车，穿着的年轻人叫陈庆松，从2002年他初来绍兴开店到现在短短5年时间他就挣了500多万，靠的就是这小小汤包。 陈庆松：“这个汤包是很有特点的，皮薄，有韧劲，汤水很足，我给你们看看，现在我们这个汤水不多不少，这样吃一口，正好把汤水吃完。” 2002年，学了十年手艺的陈庆松从安徽农村老家只身一人来到绍兴，在东街边开了第一家汤包店。 陈庆松：“当时第一个店就是在这个位置，当时我记得生意非常非常的火，排队要排到三轮车那个位置，前边那个 转弯再转过去，这样沿人行道转到三轮车，下雨天他们都打着伞，他们说是东街马路口的一道风景线。” 每天从凌晨一点忙到下午六点，那段时间陈庆松一天要用400多斤面粉，做7000多个包子，一天利润少说也是七八百元，当时店里请了两个小工，钱对于他来说是累死也挣不完的。 陈庆松：“头几个月利润都有三万多，那时间做长了，人也做得疲惫了，有时候想想最好顾客你们不要来了吧，少来买一点，做得太累了”。 一年的时间陈庆松就挣了30多万，当时他和两个小工一天只休息五个小时，挣三十万元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一个人做的汤包满足不了需求，陈庆松想到了老家的亲戚朋友。 陈庆松：“我当时的意思就是想把家里人带出来，多挣一点钱，因为我给他们搞店的时候，都有一个距离，第一对我自己的生意没有影响，第二对他的生意应该也是一个好的帮助。” 第一批过来的就有陈庆松的妹妹陈庆红。 记者：“记不记得第一年你来绍兴挣了多少钱？” 陈庆红：“第一年什么都除掉了我们存折上有六位数了，我们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土话就是说咸鱼大翻身了一样的，突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陈庆红靠包子一年挣了10几万，陈庆红的老公陈辉也坐不住了。 陈庆红：“他的三四十们亲戚有做缝纫店的，还有开汽车的，还有他们看我们这边好，全部都过来，等于改行了。” 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从安徽安庆农村来了100多亲友来到绍兴，都跟着陈庆松做包子。 高昌明：“一天能卖2000元钱左右。” 记者：“利润呢？” 高昌明：“利润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以上吧，什么东西都除去。” 记者：“庆松，他说的有没有点保留。” 陈庆松：“他是有点，这个我知道，因为他的馅料都是从我这里拿的，这个我知道，保留应该有一点吧，他很谦虚的。” 记者：他一天用多少馅？” 陈庆松：“一天大概150斤的肉。” 记者：“150斤的肉能做多少包子？” 陈庆松：“照我这样理论上推算一天最少是5000到6000个包子。” 记者：“五六千个包子能挣多少钱？” 陈庆松：“1000左右吧，纯利润一天要八九百 一千左右。” 记者：“他说得对不对？” 高昌明：“差不多。” 周明誉：“最起码在绍兴来讲吃他送的肉，基本上生意都是好的。” 现在徒弟们仍然要从师父那里买馅料，虽然陈庆松已经把做馅的技艺都传给了徒弟，可徒弟们总是怀疑师父留了两招。 陈庆松：“我不是说硬性规定要配送，我教他们的时候就已经教给他们怎么拌，怎么搞，就已经教给他们了，他们只不过，有时候我感觉那些亲戚，我这样好心对他们，他们感觉好像世上应该没有这么好的人，再一个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心不是很好。” 徒弟无论怎么学，也觉得没有师父做的馅味道香，而且他们算了一笔账，自己做肉馅又要机器，又要多请小工，成本明显提高，100多个徒弟一商量，形成了一个决定：给师父加点钱干脆让师父请人来做。 记者：“慢慢的你这些馅料的手艺也不必传了。” 陈庆松：“哎，到了现在，慢慢的经过这么多年，说难听点，我也就不教给他们了。” 100多家包子铺，每天需要的肉馅不是个小数目，陈庆松直接去肉联厂批发，做成肉馅后送到位于绍兴各个地方的汤包店，现在每天他要做1500多公斤肉馅，靠肉馅陈庆松一年能挣60多万。 陈庆松没有想到，统一了肉馅的汤包口味统一，而且大家都用着自己统一的牌子，时间一久，陈庆松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把自己的汤包做成像肯德基一样统一规范。而这时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卫生问题。 张道根：“上午真的没有时间，脏吧就是撒你搞不过来。” 记者：“衣服还是有时间换的嘛。” 张道根：“干活嘛 干过以后再换嘛。” 陈庆松：“你家里要搞干净 你家里真的，大老表 你家里真的是 就怕人家故意找我们麻烦 就真的。” 对于陈庆松的监管，老乡们表面上很客气，但有时也流露出不满。 陈庆松：“他们最经典的可能就是 他说我的店证 卫生执照都有的，卫生局的都不来找我，你怎么就是经常这样，他的意思是我怎么有权利经常找他们呢，叫他们搞干净一点，何况他们说我这生意很好的，一天都不够卖，生意都很好的，每天货都不够。” 有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时常又碍于面子，陈庆松对老乡的常处于这种两难境地。 陈庆松：“他们的衣服都是先买了穿，穿旧了，脏了基本上也不再穿了。” 记者：“也不洗也不再穿？” 陈庆松：“洗可能洗，也就不穿了。” 而对于100多家包子铺来说，这一回陈庆松的手仿佛伸得长了一些。 陈庆松：“他们会算帐，比如说我给他们定做了一套很漂亮的服装，定过来是34元，我给他们也是34元，他们的意思我自己在市场上买也就20元一件，他们的意思好像我在赚他们钱。” 就在人们对于换服装，统一包装袋等意见纷纷之时，陈庆松又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一提出来首先在他妹妹和妹夫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陈庆红：“吵过 还打过呢，最严重的还打过呢，就是为这种事，打耳光。” 记者：“谁打谁耳光？” 陈庆红：“大概是我言语重了吧，他给我一个耳光，我也不服气嘛，我回了他一下，我们有好几天没说话。” 原来陈庆松想把100多家“中国汤包王”集体更名，这一百多个老乡店老板中有30多个是妹夫的亲戚。 陈庆红：“ 我就说话他让亲戚把牌子换掉嘛，他说不行 这个牌子挂了这么多年了，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去说服他们好了，加入老台门又不会让他们有什么亏吃的，以后很强的了，后来说着说着，说多了他就感觉很烦了。” 让做生意的人换牌子是件大事，更何况现在大家生意又这么火。那么陈庆松为什么这么做？原来，陈庆松和老乡们的汤包在绍兴做出名气后，一下子出现好多相仿的牌子，这让这个开创者陈庆松非常气愤。 陈庆松：“先看到有一家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汤包王，我非常气愤，我带了六个家里的老乡，找他的老板，跟他讲道理，我说你这个牌子，是我自己发明，独创的，你最好明天把这个牌子给我拆了，他也讲道理的，他说你这个中国汤包王，你有没有什么证件，有证件拿给我看看，我马上就把他拆了，我说证件只不过是媒体已经报道过我们了，那他说证件，当时可能是自己这方面欠缺吧，不懂吧。” 原来根据商标法他的商标中有“中国”二字，不符合注册规范，根本注册不了。别人用了自己也无法维权，陈庆松这时想到注册一个新商标，本以为徒弟们都会支持他，然而他没有想到，多数都不同意。妹夫陈辉的亲戚对换牌都有意见，陈庆红坚决支持哥哥的决定，两人为此还闹了别扭，这让妹夫陈辉一肚子怨气，记者这次设法也找到了他，而他现在还在闹情绪。 陈辉：“我们上午特意去你东湖那个店找你，其实我早就跟陈庆松说了，打电话给我讲的采访我没有必要，毕竟我不是老台门的一员了。” 虽然陈庆松是师父，但徒弟们也有自己的算盘，自己的想法。 高昌明：“不太情愿吧，好像他有这么个想法，我们这样搞，受你管理，受你约束没有用，我自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高飞：“中国汤包王当初打出来的时候也很响亮的，报纸上都登了出来，一时换掉有的时也没有舍不得。” 不换牌子怕陈庆松把他们赖以生存的馅料停掉。换了牌子又担心陈庆松以后会提出什么附加要求。 陈庆松：“他们说影响生意是次要的，他们就是打心里怕我们收他们什么钱嘛。” 徒弟们其实主要担心的还是陈庆松收他们的费，无奈之下，陈庆松给徒弟们开了个会，并且写下了一份保证书。 陈庆松：“我现在感觉写这个保证给他们，有时候想想很郁闷的，应该不需要写这个保证的，带你们做这个包子我就从来没想到收这个钱那个钱，从来没有的，我感觉应该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又不是第一天跟我打交道。” 保证书上，陈庆松承诺换牌后，不收老乡一分加盟费，馅料不涨价。2007年2月，陈庆松自掏腰包把100多家店更换了招牌，这一改变几乎在一夜间完成。 高昌明：“有一个老头到我们汤包王店买东本，哟 ，怎么汤包王店哪去了？” 顾客：“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整齐了 气派比较大一点。” 顾客：“应该这个气派一点，我个名字要气派一些 ，感觉有一点我们这边老街的味道。” 对于陈庆松而言，把包子做成一个产业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他的梦想又迎来了一个新开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