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老同事，第一财经的秦新安的一篇评论文章里读到以下故事：总部在深圳、名叫“全球锁”的电子安防产品和服务类公司，前不久在英国“板”AIM发行上市，公司创始人兼主要股东罗勇，曾是湖南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十多年前辞职“闯深圳”，钱没少赚，苦也没少吃。

公司终于上市，市值达人民币5亿元，对于卖掉房子给员工发工资、出差睡别人沙发的罗勇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在公司上市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连说了十多个“感谢”，感谢自己的创业搭档、人和员工，感谢方方面面，情真意切。但司空见惯的记者们，只是礼节性地配合鼓掌，越到后面，掌声越发稀稀拉拉。

接下来是公司CEO讲话。他介绍起公司的发展历程，记者们依然提不起兴趣。直至说到一个细节——CEO说：公司发展前景可观，2009年美国电子安防市场的蛋糕在340亿美元左右，在中国，“全球锁”在同类服务领域还没有竞争者……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们不会因为上市而自满、松懈，像我们董事长罗勇，就还没有购买一处房产，至今仍然租住在2000多元/月的城中村里。

作为一名曾经在珠三角工作过的人，我对这种城中村非常了解。这些城中村过去是农村，因为城市化，周围已经是高楼林立，但这里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拆迁，遍布了密密麻麻的居民自建楼，出租给外地人。这些居民楼非常密集，也被称为握手楼——对面楼房的人伸出手来可以握手。居住环境相当恶劣，治安更是问题重重。

这些楼内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一族。自八十年代以来，这里也不断发生着奇迹。房东经常会告诉新来的租户，过去这里租住的一个小伙子，租了两年，现在在市区已经买房了。

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闯荡者怀揣着梦想来到珠三角，他们的起步就在这样的握手楼里。而这些楼里也飞出了不少成功者。

我们至今怀念八九十年代，因为现在的成功者，大部分都是在这些年代起步的，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年代，大家的起步都比较接近，没有人会因为你居住在握手楼里而轻视你，因为你可能是明天的百万富翁。那是一个敢于拼搏，敢于付出的年代。握手楼走出百万富翁的故事比比皆是，激励着不断南下的闯荡者，也支撑了中国的经济腾飞。

宗庆后骑着自行车卖冰棍、周晓光挑着担子坐火车闯北方……一个个传奇的故事点燃了中国三十年的企业和企业家成长史。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当今社会的创业热情已经大不如那个时代。大部分年轻人，选择了到大公司去揾食（广东话：找活干）。找一份体面工作是大家的共识。

这其中，有社会因素——当今社会的创业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房价、劳动力成本日益攀升；很多领域已经有成功企业，再创业的门槛很高。诸如此类。

与此同时，我们创业的精神也在消退，一方面，大部分年轻人甘当房奴而没有勇气闯荡，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还用丈母娘现象来自我安慰。一边艳羡他人，一边慨叹创业环境不佳，一直在岸上学游泳。

另一方面，已经稍有成绩的人，便大肆挥霍，没有激情将事业做大，他们出现在欧美港台的奢侈品柜台上，一掷千金。类似前面那位城中村富豪凤毛麟角——笔者并不鼓励每个人都过着清教徒的生活，但创业激情的消退常常在上市之后，这一现象让人忧心。

还有一类现象，就是开着奔驰宝马，动辄斥资几千万元创业——这种创业姑且称之外奢华创业。他们常常是从父母那里拿到大额投资，想创立一份和父母不一样的事业。其独立精神可嘉，其创新意识可喜，但其拼搏精神则较之城中村富豪欠缺不少。

2007年，记得采访一位企业家时，他说，国外的公司已经领先这么多，舒舒服服每天８点上班，６点下班，赶上人家，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这位老总出身华为，他的话受影响。他被人挖去当老总是因为——他的竞争者要求公司出钱每周让他飞香港一趟，而他则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投入到公司里面。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

从这个角度来说，任志强在他的《幸福指数，写给80后》对当今年轻人的指责也不无道理。“抱怨正来自于他们仅仅看到了机会而不知道为了这些机会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磨难，就像王宝强会为了挣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而将自己捆在树上睡觉一样。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美国创业有车库精神，中国有孔雀东南飞时期的九十年代的城中村精神。苏东坡还有“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经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古训。呼唤创业精神的回归，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发布会后，罗勇对记者说，选择上市，首先是想借此来增强用户对公司的信任，其次是增强资金实力，为以后收购和兼并同行企业打下金融和技术基础。他还说，公司董事局将心怀感恩，克勤克俭，不骄不躁，继续努力。”

2008年，印度题材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感动了我——居贫而志不馁，居贫而心善良；2010年中国版的握手楼里的亿万富翁感动了我——创业精神，感恩精神。

有感而发，书此快评。

作者为《福布斯》中文版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