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新

离开江苏银行后，陈光甫陷入深思，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

回国后的种种遭遇，让他意识到：政局动荡，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封疆大吏：端方和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可见政治是危险的，最好是远离政治。

改造官办银行之路看来很难走通，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实业迎来了发展良机。机不可失，陈光甫决心抓紧创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银行。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张嘉敖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时任浙江银行稽核。他们都是海归，三人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

一开始，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他们并不赞同。二人认为，开银行，必须要筹措大量资金，而这谈何容易！但陈光甫却不这样想。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

当时，市面上的银行，无论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的大宗生意上的外资银行，还是把眼睛盯在达官贵人身上的国内银行，它们对于小商人与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顾。所谓金融事业事实上成了“大人物”的专利。而普通老百姓在银行的高楼大厦面前也是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样，在大银行与小百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这片隙地。他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可以通过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额存款来逐步累积。只要真正提供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

集腋成裘，蚂蚁雄兵。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精辟分析，让二位挚友深深佩服，马上就帮助他着手筹备。

钱少也是钱，而陈光甫一点资本都没有。经李铭介绍，他说服一个叫庄得之的买办，拿出七万银元，作为建行资本。庄得之出资最多，担当董事长，而陈光甫在庄的帮助下才勉强凑够了五千银元资本，出任总经理。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宁波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张了，资本不足十万元，职工只有七八个人。开业那天，陈光甫既没办酒席，也没有请钱业董事，唯恐被同行耻笑，一家小小银行就这样静悄悄地诞生了。

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滩，一家知名度很低的小银行，怎样才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呢？“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陈光甫响亮地回答，从而打破了银行业以往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

有一次，陈光甫到底下一家银行视察，问一个经理：“我们服务顾客时怎样做到更好？”这个经理立即答道：“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不管他是一千、一百还是一块钱，我们都热情接待，这样才使我们的服务能够到位。”

这个经理觉得自己答得不错，不料陈光甫却说：“你只回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他来到你银行里面，你就要热情接待，你就要为他服务好。”

本着服务社会这一理念，陈光甫决定上海银行一元起存，方便顾客特别是普罗大众。一元起存，就是一元钱就可以开户，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个破天荒般的创举。

在陈光甫之前，多数银行是不重视储蓄的，但陈光甫却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不仅逐步发展储蓄业务，而且以“储蓄”二字为银行冠名。陈光甫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当时的许多人嘲笑。

1915年的一天，开业不久的上海银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这个中年人拿着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得意洋洋地要开一百个一元的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一百个户头。拿着存折，中年人心悦诚服地满意而归。

这场恶作剧传出去后，反而让不少人很受感动，记住了这家石库门里的“小小银行”。这家小小银行，不仅受到很多老百姓喜欢，也受到一些大人物的关注。

一天，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一个职员进来报告：“经理，有人要见您。”他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陈光甫抬头一看，不觉一愣，惊讶道：“哥们，是你？”来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孔祥熙。当年，陈光甫在圣路易世博会看摊时，孔祥熙正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曾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参观，因而与陈光甫相识。同是身处异乡，两位年轻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自那一别，将近10年了。

为救兄弟，张嘉璈真是豁出去了。他下令特别开仓，用现银声援。他命人从仁记路的上海中国银行，把一箱箱的现金运往宁波路的上海银行，摆在那些忙于提存者的眼前。一箱箱现金川流不息地运来，暂时驱走了提存者心头的疑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把大量现洋故意堆放在营业柜台上和楼道内的显眼之处，堆积得像小小的银山。

但背后的黑手岂肯罢休，新的谣言再次风传。“张嘉璈假公济私，很快就要被查办；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支持商储了，商储这回非垮不可；陈光甫的老婆孩子早已出国，他自己说不定哪天也跑了。”

刚刚安静一天，挤提风潮再起。

这一回，上海银行门外的马路上人山人海，客户个个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呼天抢地，简直是不顾生死，而手里拿着的，不过是几十元、两三百元的存单而已。还没提到款的存户如丧考妣，甚至威胁今天再提不到钱，就在商储门前上吊。

一元起存的负面效应，在这危急关头，不幸显现。

陈光甫感到绝望了。他拨通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电话，向另一个哥们钱新之求救。钱新之告诉他：“政府也帮不了你，赶紧去找杜月笙杜老板吧，他有办法。”

身为海归的陈光甫，一向很少与本土帮会交往。情急之下，他想起同乡杨管北。杨管北祖上为镇江富豪，是杜月笙的重要经济顾问，与陈平日交情挺好。

杨管北没想到，自己一张嘴，杜月笙就慨然应允。杜先是拨了通电话，通知上海滩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储银行里存点钱。然后，自己提着10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商储银行。不久，租界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上海银行门口，声称来存钱。银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陈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门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鱼贯而入，“欢迎”之声不绝于耳。

这个场面把挤在门口等提钱的人镇住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来存款的人就像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散去。往后的一个礼拜，来提钱的人数急剧下降，逐渐恢复到平常水平。

至此，上海银行总算摇摇晃晃地挺过了这道鬼门关。这是陈光甫一生最提心吊胆的时光。对那些伸出援手的贵人，他知恩图报，终生难忘。

后来，杜月笙主办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营业规模扩大，陈光甫立刻以“堆花”方式，将50万两白银存入，让杜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

陈光甫的回应，令张勋大吃一惊：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胆敢抗命不遵，真是自找死路。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的真相，很快被上海《大陆报》披露于报端。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抱打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