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陈光甫人生的分野。抗战胜利后，陈光甫敏感地看到：“所谓资本主义之经济已演变为福利经济。”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定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陈光甫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后来，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决定改组政府，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这一次。陈光甫也积极参与，他在日记中这样评述：“今天的政府好有一比，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二十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于是总经理蒋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东来，或者比传的更确实些，请几个新董事而总经理不变，希望因为这些新分子而银行可以暂渡难关，依然维持下去。”

但陈光甫很快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

国民党假民主、真内战的行径，让民族资本家们很快陷入绝望。但陈光甫对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的失望，并没有使他认同陌生的共产党。对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他的心态极为复杂，顾虑重重。

1949年陈光甫出走香港，不久即在香港成立新的上海商业银行。1951年10月1日，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新成立的上海银行的员工们在香港分行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此事引起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注意，导致美国冻结了上海商业银行600万美元的国外资产。

这笔钱，绝不容闪失。这是出走后，陈光甫能掌控的主要资产，是他及其管理团队的养命钱。从这天起，为了这笔钱的解冻，陈光甫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旅。

就在陈光甫四处奔忙时，香港上海银行再遭重创。香港分行贷款额中有很大一笔贷给了星光服装厂，而这个客户并不具备贷款条件。陈光甫提醒立即追回这笔贷款，但相关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没有抓紧追要。不久，星光服装厂即将破产的消息就开始流传。1956年1月19日，上海商业银行再次遭遇挤兑风潮。之后6天中，被客户取走的存款达1898万元，此时上海银行的所有准备金只剩下2637万元。

事件发生后，陈光甫从台湾匆匆赶回香港。

一到香港，陈光甫就拜访了汇丰银行的负责人，请求帮助。由于上海商业银行及陈光甫个人商誉良好，汇丰银行做出了许多金融机构无法想象的行动，即：接受上海商业银行被美国冻结的资产作为抵押，提供巨额贷款。1956年2月底，这场挤兑风波宣告结束。上海商业银行虽然免于破产，但总共损失了大约300万美元。

对于这起风波，陈光甫认为，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失误。他说：“从我个人的良心看待整个事件，如果不是因为星光服装厂滥账的原因，即使共产党煽动了整个事件，他们也不可能使银行陷入如此困境。我想说首先犯下错误的是我们自己。”

就在挤兑风波期间，美国前财政部长摩根韬携妻子来到香港。1956年2月4日，摩根韬专程去看望了陈光甫。陈光甫在家中非常热情地款待了这对贵客。席间，他借机请求摩根韬帮忙解决财产解冻事宜。此后，摩根韬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

1956年7月22日，美国财政部答复上海商业银行：接受其解冻资产的申请。

从1949年到1957年，为了上海银行的生存和发展，陈光甫始终坚持进行着他一生中“最难也最值得”的资产解冻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从未想到过放弃。“一直都在打一场战争，一直没有让步，也没有用什么不道德的方法影响其他人，从未卑躬屈膝地向别人行贿或使用什么不正当的策略。”这场特殊的官司，不仅为上海银行赢得了信誉，也赢得了人们对陈光甫本人的尊重。

1957年，获得了解冻的资产后，上海商业银行发展迅速。1965年5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台北开业。从此，陈光甫定居台湾。

1976年7月，96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黯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阳明山上的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那里瀑布声声，花红草绿。恍惚中，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他不自觉地想起往昔的创业岁月，还有汉口的海关，上海的外滩，镇江的口岸……

他仿佛看见了望子成龙的父亲，拖着病体迎候在上海码头；望眼欲穿的娇妻，凄风冷雨中独立长江岸边；亲如手足的张嘉璈、李铭、钱新之，风雨同舟的张骞、范旭东、卢作孚、荣氏兄弟，还有博士大使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们都或哭或笑着向他走来……

古人曰：仁义礼智信。陈光甫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五个字。

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陈光甫外传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传主陈光甫先生，恰好生于光绪七年；在个人的感觉中，实在是一个意义与趣味两俱深长的巧合。这一年的人，颇多杰出之士；但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个人成就之多，无疑地应推‘光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