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朋友老唐一家来北京工作了，他现在担任美国石桥机构的副总裁，主管中国的事务，但与老唐这样的派住中国的高管相比较，外国的收入并没有他们高，待遇也不见得有他们好，但他们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参加过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节目的文亨利就一直强调自己做自己老板的意义。我的另一个朋友大龙在中国开公关公司，他1986年就来了中国，然后下了海，中国话说的贼溜，生意做得还可以。他最近被邀请来了我的头脑风暴节目录制节目，他属于相当程度的老中国通了，同来的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典的几位生意人，我们联系的时候还有几位在广州的非洲朋友，但与大龙相比，他们就属于后生小辈了，看讨论的从容程度就可以看出他们与大龙不在一个层次上。实际上节目当天大龙也为他的新书《知识服务业的管理》在上海签售，北京的签售几天前已经进行过了，能出版中文书的老外本身就证明自己是比较牛的老外，大龙就是这样的牛老外了。当然，今天在中国做生意创业也不是新鲜事情，法国来的竹文峥甚至说，他认识的老外创业者就不下一两百个。反正在我居住过的北京望京地区，做生意的韩国人得以万计。

按照大龙的说法，在中国做点生意并不难，难的是把生意做大和能持续做生意，在中国创业的老外现在的机会比较以往要自然、公开得多了，但是很显然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一是他们普遍有对中国的喜爱，大部分还不是简单地想到中国发财；其二是欧美人普遍地与中国人有通婚关系，但日韩与非洲和中国人通婚则不普遍；三是多从事知识服务业、基础服务业与贸易行业，他们做生意的方法，按照我们一般中国人的看法还是太规矩了一点，很多中国人的快速致富行业显然不在他们的选择范围之内；四是与中国企业相比较，似乎那种做大做强的进取心没那么强烈；其五是从他们对于政策的感觉与理解来说，大部分外来创业者还没有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因此很多人还是在中国为外来的跨国公司工作。

虽然有人已经获得双重国籍，但是似乎老外们普遍觉得保留原来国籍而不是加入中国国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英国ITV电视台在采访我对于英国人在中国创业的评论时还专门问了中国创业者的那种吃苦劲头，他们很想知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人还是只知道辛勤工作呢，还是已经知道也要享受生活，其实这个也是中外创业者的一个重要分别。摆在老外创业者面前最难的还是中国的官场文化、客户交往文化与职场文化冲突，与跨国公司的老外不同，跨国公司因为够大够名，因此他们已经具备了与政府谈判和讨价还价的本钱，一般员工也对跨国公司的文化有了崇拜感，因此公司的调控主动性很突出，而对于老外创业者来说，在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中，他们还只是些中文说得马马虎虎、而商业经验也还比较有限的探索者，而且很多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向跨国公司倾斜，但是对于老外创业者则并没有具体的鼓励措施，而居留手续的合法性都有问题的很多非洲、阿富汗等地的创业者，他们今天的处境非常象15年前在城市里面的乡下民工，因此他们的胜算并不很多——很多老外创业者有屡屡破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