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咬牙不向现实妥协。像罗斯·佩罗这样的前辈创业家愿意签出支票并与其分担风险，这样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资给小公司Pixar，让其制作动画长片并参与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蜕变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背负着2亿巨债想要东山再起，就手头的两个项目来说，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2亿元，估计要10年；而保健品不仅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只需5年。

事后证明，他的选择居然是对的。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经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尔·科特克曾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电脑。从更深层次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这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那个来自安徽小镇，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有着非常相似的英雄主义情结。1990年，身高1米80、体重不到60公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最高领导纷纷视察巨人，有题词说“中国就应该做巨人”。

最终史玉柱被这种自我赋予和外界强加的使命感所压垮。此后，他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只做商人应该做的事”。

但乔布斯继续扮演着一个理想主义的暴君角色。在他的威权统治下，苹果公司像一个“小王国”高效运转着。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屈服于他的权威，直到他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孙宏斌这些人一样。但他生在美国。美式资本主义有种对冲的力量。董事会、股东代表、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最终，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实现了双赢。

殊为难得的是，两个人都没有成为过去失败的奴隶。乔布斯学会了宽容，知道了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Pixar总裁约翰·拉赛特、乔纳森·埃弗—这个英国人，原来是设计白色马桶的，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的芯片，建立了iPhone手机开放平台。

而知道，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危机意识，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他只做有着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他去参股华夏、民生银行(600016，股吧)，把公司及时兑现(卖掉了上海健特、巨人上市融资近10亿美金)，跟媒体保持足够的距离。唯一遗憾的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美国生物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提问，为什么是欧亚大陆的牛、马、羊、猪，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驼、非洲的斑马，成为最终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牲畜？他的答案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