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有成为芭芭拉.沃尔特斯（美国著名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式的人物，但是她不。现在，大家都管她叫“中国的奥普拉”。

几年来，她采访了600多个名流人士。她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问故我在》，但至少，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从她留学回国的那一天起，她就开始像奥普拉那样经营自己的形象和公司。杨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杨澜，商业的力量和先生的角色都不可或缺。

有趣的是，奥普拉声称自己没有商业头脑，甚至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杨澜却在一开始就对我们坦承商业对她的影响。

“我个人并不是一个从商业中得到极大快乐的人，我还是更多从创意中得到极大快乐。如果要挣钱，在中国我也不会做媒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做一家民营的文化传媒企业，如果商业上不能够有持续的、自我发展的动力，任何的创意都不可能实现。”

她的商业启蒙基本上是在吴征的点拨下逐渐完成的。在创业过程中，杨澜慢慢找到一些乐趣，商业模式、团队基本成型，也从每年的财报和资产负债表里得到很大的快乐。

“而且我知道了中国经商之难，使我对于企业家这个群体怀有深深的尊敬。”以前杨澜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乡镇企业家给她的印象是个贬义词，但自己经商以后，她对城里的、乡下的企业家都充满尊敬。“他们智慧超人，能够在一无所有当中创造财富，经历中国这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波动生存下来，还有自我学习的超越。人性在一次一次的蜕变中，本身的动力那么强大，我觉得这就是人文精神。”

不过杨澜自己的蜕变也有一个从叛逆到入世、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

“我经历过一个所谓价值观的转折。”这是杨澜第一次袒露心扉，“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非常叛逆的，对于一直灌输给我们的集体主义那一套东西深感厌恶。我觉得就是应该去追求个人的理想，不自由，毋宁死！”

但后来，她才意识到真正的个人价值是当你对别人有用的时候，“这种满足感是巨大的”（她不肯说哪个具体事件，你可以想见她本身作为媒体人的戒备）。

比起商业成就，杨澜的慈善形象更加广为人知。

2009年4月4日，我们在北京见到杨澜，她的日程安排很紧张，第二天她就要去四川，和利乐集团合作建立120个“爱心岛”及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这属于杨澜和中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专项基金：汶川孤残儿童救助基金，已经筹款超过5000万元。

此前一天晚上，本刊记者在四川青川县城的宾馆里经历了3级余震。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杨澜对“小额之父”尤努斯的专访。第二天，杨澜告诉我，她很认同尤努斯的理念，“慈善应该是理性的，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他给乞丐贷款而不是施舍，这是一种更深的尊重。”

比起很多人做“慈善秀”，杨澜对于慈善有深入的体察。她说：“你凭什么认为单单有良心就能做慈善？爱不仅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强弱会决定以后意愿的多少。”

中国的慈善事业仍不完善，“我们缺乏的并不是个体的企业家商业伦理，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制度建设的欠缺。”杨澜坚信，“慈善一定是一种能够自我补充的长效机制，而不只是一腔热血喷洒出来的。一种制度的建立要比单纯捐钱重要得多。”

和盖茨夫妇一样，杨澜夫妇成立基金会也缘于一位亲友的亡故。2005年，他们的朋友陈逸飞突然去世，并且身后留下了遗产纠纷。杨澜和吴征认为，没必要等到退休以后再来处理财富问题了。当年7月，他们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设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

相比“零售的慈善”，杨澜更关心“批发的慈善”。目前，阳光文化基金会已经开始和北大及哈佛合作，赞助一项公益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及公益创新论坛。“这实际上是一个O2O（机构对机构）的平台，做的不是一对一的扶贫帮困。”她说，“尤其去年涌现那么大的捐赠额，今年经济危机又这么严重，所以必须提高NGO本身的。”

杨澜建立人脉的能力非常强大。最近的例子，她和中欧商学院CEO班同学、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合作开发珠宝品牌；另一位投资人则是著名歌手塞琳.迪昂——杨澜是在一次专访中认识她的。她俩同年同月同日生，合作顺理成章。

近距离接触希拉里、莎拉.布莱曼、朱丽叶.比诺什等优秀女性，杨澜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不同的闪光点。她最推崇林徽音，其知识、气质、修养都接近一个“完美女性”。

杨澜也还记得，自己成长时最受感染的文学形象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关于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奋斗，和《简。爱》，“我们的灵魂是平等”。

我们的采访在长安街贡院六号的会所进行。采访之前，杨澜已经接待了至少4拨客人。采访结束之后，她先回家陪孩子吃饭，然后等化妆师来做造型。晚上，她要去参加爱马仕的活动，观看比诺什的舞蹈。这是一个名女人典型的生活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