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杰出金融女性有一个“女人教”的话，一定是其中的“护法圣女”之一。她们的共同信条是：女人当自强。

出身军人家庭，度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孙玮听很多人讲过，但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80年代初出国，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最早拿到美国律师执照的人之一；90年代重回中国做银行，牵头执行了很多大型国企海外IPO，最轰动的一笔交易是2007年底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撮合56亿美元入股——她攀上了华尔街职场女性“冰山”的高峰。

不过，这一路的艰辛，惟有谈得很投机时她才会对你推心置腹。“我一点都没有优越感。我们其实有时非常狼狈，每天都在挣扎。有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做错了客户指着你鼻子骂，干不好马上炒鱿鱼。这就是生存，这些是别人看不到的。”

这种“喘息”的感觉成了投行一个不无心酸的玩笑：孙玮的好朋友、摩根士丹利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给她发邮件，“你什么时候浮上水面透口气（Up for air）请叫上我。”

“说到底，女人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和男人一样。”但孙玮深深觉得自己幸运，为能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成为“出类拔萃之辈”（有本写肯尼迪政府一代精英的书叫《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感到自豪。她是摩根士丹利全球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主流华裔组织“百人会”成员，2008年被《财富》和《华尔街日报》连续第3年评为最值得关注的商业女性，并被美洲华人博物馆授予“中华传承奖”。“我活到这个年纪能说这句话：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虽然从小就被母亲教育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女人不能只照顾自己和家庭，要有胸怀，但孙玮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波伏娃的《第二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对她影响很大，“我个人的梦想就是Dare to dream the dream，敢去做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事情，而且失败了也无所谓，最后不枉此生。”

像很多海归一样，重回中国做投行既是孙玮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也是她寻找自我Identity（身份）的过程。她原本以为出国做个职业女性就能证明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受尊重，1990年当“律政俏佳人”就进入美国主流生活了，直到一天晚上，她在办公室俯瞰窗外灯火璀璨的纽约夜空，突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I a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我站在世界之巅），我想证明的都已经证明了，但是却特别彷徨……”

最终，中国情结、五千年的文化底蕴让孙玮找到自我，“当一个中国人变成了一个美国人的时候你会觉得痛失了自我。”1993年，她到香港证监会工作。1998年（生了三个儿子以后），加入摩根士丹利，带领推动中国人寿、中石化、中铝等海外IPO项目。2006年初，她跟随前老板约翰。麦克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花旗回到，担任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有人说，孙玮就是“刀锋麦克”在中国的“刀锋”。

听上去像完美人生？“你看到我们一脸笑容，其实背后有很多泪水。”孙玮说，“再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对不起她，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我就会自我怀疑，如此辛苦是否值得？这种梦是不是傻子做的不可实现的梦想？干吗要做这种梦？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

好在这个女人背后有四个支撑她的男人（丈夫和三个儿子）。他们度假时会一起去滑雪、潜水（一家人都有潜水执照）。有一年圣诞节，儿子们送给孙玮一个特殊的礼物：美国二战后一张著名的女工海报，原来的标语“We can do it”（我们能做到）谐音改成“Wei can do it”。它和其它家庭照片都摆在孙玮的北京办公室里。

孙玮还从艺术中汲取力量。多明戈唱的《蝴蝶夫人》她听得热泪盈眶。谭盾《秦始皇》在美国第一幕公演，她自己买票去捧场。她跟艺术家刘炜、赵刚、汪建伟交流。“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不认可逃避，人的这种精神世界的陶醉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在现实中拼搏。”

说白了，孙玮“Wei can do it”的过程就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极限生存挑战——就像她从滑雪、潜水、歌剧这些业余爱好里体会到的一样。“华尔街绝对是一个性别歧视的地方，女人要攀这座冰山真的很难。你要想在男人世界里取得成功，做了这一行就不能认输，我要继续往前走，我要追逐我这个梦想。”据透露，孙玮正在带领团队搭建在中国的全业务格局（投行、商行、基金、信托、私募投资等）。

当然，再怎么信奉“女人教”，“圣女”也难忘“天上的父”——这一点是编辑在采访前一天晚上梦见的。对此大呼“恐怖”，但点头称是。“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典型的老革命，他真像毛主席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至此，孙玮才赫然发现，自己做的一直是“英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