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可称得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具争议”的商界人物。

他曾是全国最红的家，也是当年最大的贪污犯；他曾有过无比的威望和荣耀，后来却成了阶下囚。他曾创造了国企高速成长的“云烟奇迹”，出事后又引出国企高管“59岁现象”和国企领导的机制的话题。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所享有的荣誉难有人与其匹敌；他成为一个贪污犯，获得的无数同情同样也是前所未有。他风光时，无数人想方设法要接近他；他“落马”后，依然有很多人不远千里前往云南寻找他、拜访他。

这就是褚时健。一个充满矛盾和传奇色彩的当代商界人物。若干年后，当有人书写中国当代企业史时，他是无法跳过的一章。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说：“‘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但是，无论别人怎么评说，无论历史怎样书写，褚时健对这些早已漠不关心。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年过八十了仍然在为他所醉心的“商事”而忙碌。他不在乎穿着有油污的马甲见人，偶尔还会像个孩子一样，为自己还完种橙子欠下的外债而欢欣鼓舞……

1999年1月，原董事长

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

自那以后，褚时健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偶尔，的零星报道中会有一些他的消息，或说他减刑了，或说他被保外就医了。尽管有关他的消息很少，但关注他、寻找他的人并不少。但远离商界的褚时健，早已习惯了深居简出。所以，许多记者专程到云南寻访，也难见其人。

农历牛年前夕，《新财经》记者就有关烟草业大整合的话题前往云南红塔集团采访。采访任务完成之后，记者又多留了三天，想找找褚时健。

2009年1月7日，记者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打听到了褚时健的家。下午3：20，记者按响了褚时健家的门铃，响了三次，开门的正是褚时健。他中等身材，由于午睡刚起，面容有些憔悴，头发花白但还算整齐。他穿着厚厚的保暖内衣，外面套了一件棉马甲，上面还有一些油渍，脚上是一双棉拖鞋。记者有些诧异，很难将眼前这个普通的云南老头与“昔日烟王”联系起来。

褚时健将记者迎进门，转身去沏茶。在客厅茶几的玻璃板下，记者看到了一张汇款回单——2008年5月15日，褚时健为汶川3万元。客厅的墙上，挂着褚时健和老伴马静芬的照片，两人都很精神。想必，这张留影距今已经有些年月了。

坐定后，褚时健拿出了一盒软包装的“玉溪”烟，递给记者一支，自己也掏出一支，点着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深吸一口，再悠悠吐出。记者表示想问几个问题。“你问吧！”褚时健的语气很爽快。

采访就这样开始。

“我就信我”

“您信命吗？”记者直接发问后，也感觉以这样的问话开始，似乎有些唐突。

褚时健看着记者，从嘴里蹦出四个字：“我就信我！”

褚时健说，他是家中的老大，由于父亲去世早，很小就帮母亲操持家务，“生活很不容易”。正是生活的艰辛，磨练了他强悍的个性。据褚时健的好友说，褚时健在褚家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望。

弟弟褚时佐对褚时健的评价是，“哥哥很敢”。褚时健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在一次战斗中，与褚时健同去的两个哥哥被打死，他不肯撤退，硬是要冲上去把哥哥的尸体找回来。这就是褚时健的胆识和勇气，也正是这等胆识和勇气主导了他人生的大起大落。

革命胜利后，二十刚出头的褚时健当上了区长。27岁那年，他被任命为玉溪行署的人事科长。后来，他因与上司行署专员发生冲突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哀牢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提及往事，褚时健已经不很在乎：“我这种人，脾气牛是牛些，没错就不认错。到哀牢山那一带好，我坐办公室坐不住。”

女作家先燕云曾在文中写道：“如果没有1958年那场运动，时光造就的，大概是领导干部褚时健，而不是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褚时健。”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在哀牢山，褚时健先后做过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的负责人。1979年10月，褚时健结束了在哀牢山近二十年的生活，接手玉溪卷烟厂，这一年他51岁。那时的玉溪卷烟厂很是破落，效益也很差，但褚时健还是来到了玉溪：“成功，我没想过。但对管理工厂，自信有七八成把握。”

1981年，褚时健决定花260万元从英国引进一台设备。在当时，这笔钱可以买60台同样的国产机器。为什么一定要买进口设备？进口设备效率就一定高？如果有问题，谁来承担责任？

褚时健向领导立下“军令状”：“干砸了我辞职！”

当然，褚时健没有辞职。而且，他的胃口越来越大。1983年，他又提出2300万美元，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生产线。这笔钱，几乎是当时云南省的全部外汇。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若不能按期还贷，负责人就要被抓去坐牢。

“只有褚时健敢”。褚时佐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当时，大哥跑来找我，说如果出了问题，叫我帮忙照顾嫂子。”1985年，玉溪卷烟厂成功引进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褚时健没有进大牢，他成功了。短短几年间，他把一个资产只有1000万元的地方小卷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王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褚时健领导的红塔年创利税200多亿元，占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褚时健掌舵红塔十八年，企业共为国家创利税近1000亿元。

与此同时，褚时健也获得了诸多荣誉：“中国烟王”、“云烟之王”；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站上了他人生的最顶峰，他所受到的尊崇，是当代任何一位中国企业家所难以企及的。

此时的褚时健，除了是云南省最大的“财神”，还成为许多人发财致富的“财神”。在当时，只要褚时健批给谁红塔烟，谁就能成为富翁。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褚时健在“红塔帝国”内拥有绝对权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话就是“圣旨”，身边人都叫他“老爷子”。

1988年，褚时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天安门城楼，同行的人问他：“老褚，还准备干几年？”正在兴头上的老褚豪迈地回答道：“人生六十才开始嘛！”

事业上如日中天的褚时健，已经忘了退休年龄。而他，忘掉的又何止是自己的年龄？据《中国烟王》一书记载，1992年初，一位中央领导到玉溪卷烟厂视察，公司电视台经过精心制作了一盘录像，让正在挥动右手的褚时健遮掉了这位领导的一大半。这组镜头作为片头，播放了长达两年之久。有人看到这个镜头后，直摇头说：“这个褚时健，昏了。完全昏了！”

褚时健的独断、霸道、唯我独尊见证了他的辉煌，也为他的“落马”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