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从山东起家，业务主要在农村市场、惠及农民的生物质发电新能源公司，拥有一支国际化：董事总经理Simon Parker、副总裁Anders Brendstrup、副总裁Henrik Aaroe、主席助理Karl Erling Trogen，以及财务总监马德伟等。

Simon Parker曾在花旗银行投资银行部任总经理、Karl Erling Trogen是沃尔沃集团前任高级副总裁……因为看好龙基的前景，这些纷纷加盟这家企业。

介绍说，生物质发电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业，这个技术是2004年由龙基公司从丹麦引进的，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与团队成员的协力合作分不开。同样的，看好这个新能源领域的前景，也是吸引众多优秀人才加盟的原因。

创业初期，为了开发和利用生物质能，公司2004年从丹麦引进了生物发电世界先进技术后，坚持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在国内率先研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以生物质为燃料的高温高压发电锅炉。蒋大龙称，“这种发电的过程不会造成污染。”

据介绍，这种锅炉的燃烧设备及其配风装置、受热面设计布置、整体构架都有独创的先进性。生物质发电基于生物质生长、燃烧过程中的零排放机理，在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以及烟尘颗粒的排放上都达到了先进的环保指标，遥遥领先于火力发电。

在运营的整个系统里，有农民加入的环节，即农民把秸秆卖给电厂，为发电提供“源头”。对于操作的难度，蒋大龙解释说，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一点是，在丹麦有大农场，美国也有大农场，他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发展了20年了，是一个很成熟的产业。国内的农田都是分产到户，每一家农田的面积不是特别大。因此收购这些秸秆，让农民有积极性地交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在我国，每年仅农作物秸秆产量约有7亿吨。目前这些农作物秸秆除部分用于农村炊事取暖、饲料加工、秸秆还田和造纸等外，约有一半被废弃。但如在当地建立这样的生物发电厂，农民可以收集秸秆，卖给发电厂。“其他的新能源行业，农民不可能得到直接的现金收入。但用这种模式，农民增加了收入。”

蒋大龙说，就像单县这种规模的发电厂，每年消耗农林废弃物大概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18万吨，农民增长现金纯收入5000万元。“我们在整个中间物流环节解决的就业有1000人，每年产生的工业产值有接近两个亿。”所以说，“在整个我们的产业里面，农民、地方政府、地方、国家，包括企业都是受益者”。

如今，由龙基电力公司参与投资的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目前已获得发改委核准建设项目41家，其中13家电厂已投入商业运营、6家在建，占国内生物质发电市场的92％。

对于企业取得的成绩，蒋大龙看来，“我感觉找到了一个进入良性循环的起跑点了。”虽然企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蒋大龙也意识到节奏很重要。“管理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要量力而行，工作要踏实；另外，作为一个企业，不管是哪一个行业，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你要寻求跟各个方面的合作。”

虽然企业做得越来越大，但蒋大龙仍然有自己的担忧，他屡次强调的是，做这个事情“企业的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不太好”。

“产业的相关政策和补贴，需要政府和企业一起去推动。”对此，蒋大龙总结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一是今年的燃料成本和运输成本比去年都有所上升，二是今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一直还没有到位，因此经营形势不容乐观”。

这些问题都摆在了经营者蒋大龙面前。但对于龙基而言，机会与挑战并存，关键是如何抓住机遇，闯过难关。这对于一手创办了龙基的蒋大龙来说，已在公司五年的发展中，不断学习和领悟其中的门道。一家新兴公司的发展，需要创业者更多的商业智慧，而蒋大龙已经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