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那事

我们在剖析企业家成败起伏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给企业家创造生存发展空间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30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部凝聚国人智慧与汗水的艰难探索简史。

还是1978年，《光明日报》在5月11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一文章引发了人们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更是思想风暴的开端。

虽然坚冰已破，但阻力重重，不过，历史并没有在阻力之下重蹈覆辙，而是在缓慢地前行。

当年的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拉开了历史的大幕，传统计划经济的坚冰已破，摆在决策层议事日程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国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对国企改革、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引。

仔细观察，这一阶段，虽然国家已经加快了法律体系建设的进程，但政策指导多于法律的出台。

这意味着在政与法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也给众多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的人们提供了敢想敢干的空间。

只不过，这个空间既是一些企（商）业精英赖以生存的丰厚土壤，又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由于政策制定的是粗略框架，具体部门实际掌握的执行力度可大可小，当政商关系处于蜜月期时，企业家一路畅通；一旦关系紧张，就会带来后果难料的反应。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广久、牟其中的人生经历就不难理解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的谈话对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那一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它形成的历史决议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再一次体现。

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整个国家层面，围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我国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共同要求，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同法、审计法、证券法等多部法律，刑法也进行了修订，有意思的事，1997年刑法的修订，“投机倒把罪”悄然消失，这把曾经悬在企业家头上的“利剑”终于被历史淘汰。

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资本、知本、金融、证券的洗礼下，既具开放的视野，又有探索的雄心。

他们有的在烈火中锤炼成钢，有的却瞬间被融化。

造成他们不同命运结局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在的因素。

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是他们做事的特点，不过前提是不能跨越法律划定的红线，在经济法律相对完备的社会环境中，你哪怕越雷池半步，就有可能身陷旋涡出不来。

通过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的法律出台过程，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家个案的发生与某些法律的出台，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加速器或推进剂。

按照概率学原理，一个个偶然性是必然的最终结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在中国经济、法律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

因为张国庆，好多人都了解了MBO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褚时建，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人的监督、管理、薪酬待遇才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还有很多遗憾：立法层面，法律出台的前瞻性、系统性不够；司法层面，司法的独立性并不“独立”。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完成第四次修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郑重地写入法律。随后反垄断法、物权法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法律制定背后的科学与理性。

在这种形式下，一些敏锐的企业家感觉到市场机会的到来，都在筹划自己的未来。

这些企业家在谋篇布局的时候，忽略了自己也是一个棋子，无论你的商业帝国构建得如何出色，如果忽视了自己的角色与定位，最终还会身败名裂。

资本市场只是给企业家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并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资本江湖好好地生存。德隆的垮塌、孙大午的案发、顾雏军的败走，这一个个鲜活的教训，留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一声叹息”！

智者生存

我们注意到，在转轨时期为企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个权力支配资源的特定环境下，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倒下，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张瑞敏、汪海、王石等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事业仍然很坚挺。

说，对于他那一代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要命的事。

柳传志的话很简单，但极其经典。

柳传志的不败，因为他掌握了“平衡”二字，在体制之内他掌握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平衡；投入商海，他掌握政商平衡。

不能说他有多么睿智，而是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如今，柳传志的这种说法，现在仍然是商人处世的“生存法则”。

有些企业家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还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垮的。

有一点在局外人看来很清楚：他们的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与融合。

倒下的企业家，论实力、论个性，他们也许比柳传志、张瑞敏强一千倍，但他们的功力差就差在没把握好企业与社会的平衡，没能把握好每一次经济转轨时期政商关系的协调相处，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商业环境。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除了在商言商，遵守商道之外，还能做什么？

我们认为，企业家不仅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精，还要积极地学习，提高自我素质，主动投入到企业生存所依赖的社会环境，融入眼前所处的时代。

因为，我们需要有理性的社会，更需要智慧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