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时，我的专利已向社会公布，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卡在专利局的流程中，一直没有给我最终授权。自从专利公布之后，我回家一打开邮箱，塞得满满的都是“专利合作”、“专利开发”的邮件，我满心欢喜地打电话过去，发现全是骗钱的。

我想拿着专利去打动投资人，谁知一提专利，对方更不耐烦了：“一听专利我就烦，有专利的人我见得多了，都不靠谱!你不如赶紧把产品做出来，赶紧做推广啊!”我哭笑不得：“就是没钱才想靠专利找投资来做产品啊!”这简直是个死循环。

也许专利吸引投资这条路，只能在日本、在美国才走得通吧!

而回过头来，这几年互联网行业早已物是人非，网民们对凯利“只是怀念”—这时新浪和百度的门户、社区纷纷崛起，聊天室也已经被QQ群取代。有人留言说：“怀念凯利网，但我现在的朋友都在新浪啦。”

凯利网逐渐变成了公司的包袱。但看着少数留守网友的支持，我又舍不得再一次关掉它。凯利网是我的“社会责任”，至少它能证明我还是干了一些事情吧。

不知不觉到了2009年，整个互联网行业开始回暖，我还是没能迈出通向成功的关键一步。但行业突然就“有钱”了。很多热钱进入，一些“回钱快” 的项目受到青睐。钱生钱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我身边的一些IT界人士，就这样拿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创业。他们租下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雇好团队，然后找到投资人坐下来谈生意，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而兜兜转转，我到底干成了什么?

假想敌腾讯

“我希望第一轮有数百万美金的资金进入，一口气让中国互联网翻天覆地。这才是我的创意应有的玩法。”

其实，我还是有机会拿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的。是我自己不要。

在2007年，我的“虚拟办公”团队日夜写代码，终究完成了手机即时通信产品，我给它取名为“凯聊”(后来改名为Caca)，希望它能与凯利品牌互为突破。产品的版本可以在诺基亚的几款手机上运行，我和朋友用手机来试验，从WAP网站上下载产品安装之后，就可以互相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当时这个产品还能支持简单的“忙碌”、“离开”等状态。

我的创意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我有不少来帮忙的朋友也认可了我的创意，开始全职到我的公司上班。创业之路似乎一下子明朗起来。投资人方面接连传来好消息。一些天使投资人表示他们愿意提供50万元~100万元的资金，还有一些人愿意投出300万元，但就要求大量控股。

—第一轮就被控股，以后还怎么玩呢?

在我的构想中，我们可以通过细分市场，挑战移动、联通这样的运营商，或是腾讯这样的大公司!就如同之前投资人的担忧，我们的创意容易被复制，所以产品一旦面世，就需要大资金砸出一个大市场，让这些大公司措手不及。

终于占据“优势”的我也开始一再审视那些投资者。我是以“与腾讯对抗”的要求来挑选合作伙伴的。我拿着自己修改多次的商业计划书，对投资人说，A 轮投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300万~1000万美金这样的资金进入，我们可以一口气让中国互联网翻天覆地。这才是我的创意应有的玩法。

终于，有一家投行响应了我的“雄心”。我欣喜若狂，在我的想象中，这场以弱胜强的决战终于拉开了帷幕。

投行的建议是，等产品更完善后再注资进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把好消息带回公司，让同事和朋友们加紧开发。人员不够，我到处找帮手。但是，诺基亚S60使用的塞班系统，开发产品实在不像如今的苹果IOS系统和安卓系统一样便捷。

开发速度太慢，而这一慢，就拖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随着报纸上萧条报道的日渐频繁，环境变化简直如排山倒海一般扑面而来。身边朋友接连失业，企业纷纷收缩战线，投资迅速冷却，我捧着一个被投资人赞赏的产品，却没人拿得出钱来让它轰动市场了。

我不得不开始向朋友借钱以维持公司，又想办法做外包业务以维持生计。但我们没有固定的外包客户，只能通过朋友接一些几十万元的小单。但哪怕连这样的小单都得抢着做，这些单子通常要得急，利润还很低，做起来非常辛苦。

等咬牙挺到了经济回暖，我已精疲力竭。而如今，苹果IOS系统和安卓系统的技术替代了塞班，我的创意也变成了一个“老”创意：“这么多年都没做起来，现在能做起来吗?”然后还是那个魔咒：你的想法，别人一听到，一复制，你就Game Over(游戏结束)了。

2010年，加拿大的Kik应用开始风靡全球，雷军的米聊、盛大的Kiki、腾讯的微信接连出炉……我的游戏真的结束了。

2011年，我拿到了专利的正式授权，有点啼笑皆非。这张纸到底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想重拾旧梦，但是投资商一提到互联网巨头，便谈虎色变。朋友建议，要么就学，靠打专利官司来“维权”;要么就卖掉算了。有律师劝我说：“你这个专利想要估值都没个权威，别说打官司了。不如趁着这几年这类产品火，赶紧把专利卖了吧。”

腾讯的微信开始俯冲市场，我连战场的边都没摸上。几经辗转，我的专利最终转让给了我计划中最大的对手，腾讯。

至少，拿到这笔专利转让费，我把当初借朋友的钱连本带利都还了，他们中有的人不了解情况，还挺为我开心的。如今，微信类应用果然颠覆了时代，只是所有的光荣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记者手记：

中国知识产权局网站的专利库里，现在仍能查询到赵建文在2006年申请的专利《一种基于或囊括手机电话本的即时通讯方法和系统》。这也许能证明他确是最早有“微信创意”的人。记者也采访了一些业内的技术人士，在他们看来，专利只是一个“解决方案”，方案与产品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

与记者通过Skype交流的时候，创业数年的赵建文自己也很矛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幸运”，“我的判断是准确的、超前的”，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专利“从来没能受到保障”;一方面他为自己的创业勇气而自豪，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他觉得，自己是在用“做一个常人做不成的事，一个完全超出自己能力的事”的勇气在创业。

好的产品来自好的创意，但创业者需要解决更多现实的问题。希望凭激情撬动资源，又让感情在项目抉择中占据上风，还寄望于用投资“病毒式铺开，毕其功于一役”……未免过于理想。

转让专利之后，赵建文重回职场，又去了美国读MBA。“怎么看待过去的自己?”记者问。

赵建文说：“创业就是闯江湖，江湖本来就是很险的。而我想学刘邦，只有三尺剑，就想取天下……”想了想他又说，“我的不少朋友都有不错的创意，但他们为了还房贷，不敢出来拼一把。我和他们还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