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于经济学家 Economist

创业不可承受之重。我们需要做的是：理智看待创业的“灰暗面”。

2014年2月，据媒体报道，新加坡比特币交易平台First meta的28岁美女CEO Autumn Radtke 日前自杀身亡，自杀原因未知。

2013年1月，一家专门销售幼儿环保健康产品的线上公司Ecomom宣告破产，创业公司的老板Jody Sherman自杀，几周后网店关门大吉。6月份新老板接手了生意重新开张。

和Sherman自杀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互联网新秀、网络活跃政治家Aaron Swartz自杀身亡的消息。

虽然仅凭这些并不足以说明与从事其他高压行业的人群相比，创业者的自杀比例更高，但一系列事件也在创业界激起了少见的反思。一位资深创业者Jason Calacanis在一篇博客中提出疑问，是否“作为创业者的压力，与带领团队不断追求进步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的死亡。”

与创业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这些内容无疑构成了创业灰暗的一面，同时也让人联想到，虽然创业在概念上非常国际化，但实际上组成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白人男性。更有人担心软件创业公司的爆发式出现会引起新一轮的事业浪潮。

当这些创业者们被问及，为什么要承受这样艰难的创业过程，不出意外会得到他们充满热情的回答，比如荷兰初创公司Peerby的CEO Daan Weddepohl说，“因为想改变世界”。这样说其实并不是空谈，如果Peerby运作顺利，Weddepohl真的能创造邻居闲置消费品租借的新市场。

但这样的热情却必须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对创业者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无中生有”，让人们相信他们能从0开始，从他们的想法开始创造出成果。Weddepohl解释说，“创业公司构建的过程就是构建信任的过程——与投资人、合作方、顾客、媒体等建立信任”。

伦敦一家线上定制服装企业的联合创始人Andreas Klinger则解释说，组成创业公司很大一部分是夸大宣传：“每件事情都听起来很美好，但在初创公司所说的成功，可能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Klinger的服装公司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每天的情绪波动是创业者的压力来源之一。伦敦一家初创公司Tab的合伙创始人Shawn Zvinis解释说，好像“早晨感觉每件事情都在正规，晚上却觉得一团糟。每每会遇到沮丧的早晨都爬不起床的情形——试问自己：做着改变世界的工作真的会感觉如此之糟么?”另外一个不幸的事实，Tab在去年12月也宣告破产。

对创业者来说，时时刻刻都要担心“钱”的问题。投资人每次给出的金额可能只是杯水车薪，创业者们只能通过削减开支、压低自己的生活成本，来确保支付自己员工的薪水。再引用一句创业者的话：“如果你没遇上过入不敷出的时候，那你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在创业。”

很多创业者放弃了公司以外的生活，公司就是他们的家庭。这样的角色占有让长期雇员、更有甚者是共同创始人的离开成为创业者不能承受之重。Weddepohl本人就曾有两次和联合创始人结束合作的经历：“好像离婚一样”艰难。

对于创业失败，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解读也不径相同，虽然对大多数都是个人事业的灾难——毕竟这是付出了多年的努力，创业者们意识到自己的创业梦已经结束的时刻。但很多人仍然愿意再试一次。约旦创业人Gaith Kawar表示，“失败就是创业游戏的一部分。而失败者需要做的，是进行反省，发现学到的东西，然后继续前进。”而他本人也是这一认识的坚定实践者，正在为自己的第七次创业努力。

新的尝试不仅包括提供新服务，还体现在尝试新的工作模式。汉堡一家公司Jimdo提供简化搭建网站的服务，员工建立了一套内部规定，记录要做的事情计划表，并保证每个人的充分休息。这样做似乎在公司取得了不错的收效，Jimdo在旧金山、东京、上海等地的公司已经帮助用户做了上千万网站，员工人数也达到170人。

创业之于“多样化”

创业者留给私人生活的时间可能是各个行业中最少的——这可能解释了创业的人员组成特点：据Compass的调查显示，女性创业者仅占到创业综述的10%，并且很少有女性创业成功者的模范形象，很多机构也不支持女性从事计算机行业，后两者更弱化了女性进行创业的比例。

金融行业，和创业界类似，男性占据绝对多数。PitchBook研究公司的统计显示，2013年进行的IT投资中，进入女性创立公司的投资甚至不到5%。而究其原因，由女性创立的公司本来就占少数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从投资者来说，全球的投资者大部分都是白人男性。

这种组成的单一性也在创业公司孵化项目中十分明显，Y Combinator的创始人Graham就曾把孵化项目形容成由“一群白人和亚洲人”参加的项目。这种缺乏多样性的组成似乎对创新也是一种限制，但从现在看，至少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承认这确实是个问题。一家针对个人创业者的孵化公司、伦敦的VCPHP First着眼目前申请者中女性匮乏的现象，推出了一个名叫CodeFirst：Girls的活动，为女性提供一系列如何写代码的课程。最近一批参加孵化的31家初创公司中，4家创始人为女性，比例还是明显少于男性。

多元化的创业者团队给人更加成熟的形象。很多创始人抱着成为下一个乔布斯或扎克的梦，但Ribbonfarm咨询公司的Venkatesh Rao给出了另一种见解：“创业公司将形成新的劳工团体”(VCPHPs are the new labour)，他还发布了一系列同名博客文章。确实“租金和泡面”可以刻画创业者艰苦的生活，但Rao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指出今天的创业局面类似于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业的发展状况，维多利亚时期的铁匠进入商品化阶段，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核心，而目前创业者们组成的团体，也将成为新的生产业的中坚力量。

精简的创业理论、创业公司孵化器和标准化的投资条例，都显示创业正变得越来越模式化和商品化。随之出现了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力量失衡，Rao认为，“投资者已经占据了上风，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像管理层和员工间的关系。”

Rao还提出了目前普遍的“人才收购”(acqui-hired)的行为：大公司收购小型创业公司，目的不在于收购技术，而是在于收购后者的创业团队。虽然对于工程师来说不是坏事：通过人才收购的晋升速度可能是传统流程的两倍，并且花费的成本也远低于后者。但对于初创公司或加速器来说就有些变味：似乎他们并不在意去挖掘真正的创业者，培养下一个扎克或乔布斯那样的杰出人才，而是在走培养适合知识经济的工作者的捷径。

创业之于工作机会

再来看看工作岗位方面，创业公司至少在提供工作机会方面出了一份力吧?据Ewing Marion Kauffman基金对1990到2011年美国成立1到5年的信息通讯科技类(ICT)初创公司的调查显示，其雇佣的员工数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考虑到公司规模多数很小，因此绝对数量的增长仍十分有限。虽然初创公司扩展规模很快，但真正做大的公司却少之又少。

一本名叫《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作者Andrew McAfee和Mr Brynjolfsson把1880年建立的柯达公司和Instagram做对比，后者是一个照片分享应用，在推出18个月后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柯达在鼎盛时期的员工人数超过145000人，另外间接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在柯达申请破产几个月后Instagram被收购，当时该应用有1.3亿用户，员工却仅有区区16人。而即使是Facebook这样的顶级社交网络公司，拥有用户超过12亿人，也仅有5800左右的员工。

但Mr Brynjolfsson提出，仅凭借这些例证，还不足以认为创业公司的爆发将导致更多人事业。创业公司确实会对现有企业造成冲击，但却同时在创业公司之外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比如线上手工制品销售Etsy为超过100万卖家提供了网店机会。eLance和oDesk两家自由职业网站，提供服务的受众分别达到230万和450万人。

除了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数字科技为产品创造了无限可能。Brynjolfsson表示，“减少创业公司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应当迎接更多的创业公司出现。不但不用担心创业团体尝试的积极性，而且从软件发展到硬件行业，创业面反而更拓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