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接受家族的钱”

经过两年海外商学院的深造，2008 年，段刘文回国经商。他将留学生基金当作原始资本，和同样拥有海归背景的孙刚博士，联手推广一种世界领先的“多稳态液晶”技术，开始了创业之路。孙刚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国家“千人计划”中最年轻的科学家之一。段刘文和他可谓强强联手，但父亲却告诉他：“真正的商业知识不是从书本里得到的，你得靠实战积累经验。”

事实上，段永基是段刘文的偶像。“当我在商业道路上最迷茫的时候，都是父亲帮我理清思路，找出问题的核心。”

每次谈话前，段刘文都会做好详细准备。因为一般的事情，他都不会和父亲谈。“遇到难题，我会首先自己想办法，此外还可以找投资方、董事会等寻求帮助。”如果以上都不奏效，段刘文才会找父亲咨询。“父亲总是让我吃惊，即便他对项目的细节并不知晓，还是能经常提到关键点。”

而且，段永基在学习新事物上一点不落后。有一次，段刘文提到一个新兴名词，父亲听了一个大概就把相关背景情况说了出来。“他们这一代人学习能力非常强，主动学习的动力也很足。在那么大的工作压力下，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动力，真令人心服口服。”

段刘文从不接受家族或者熟人的钱。而吸引风险投资，一开始并不容易。

和风险投资谈判前，父亲特地提醒段刘文：“不要觉得拿了人家的钱就矮半截，要挺直腰杆。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创业者利用自身的特长帮助其资产升值，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

段刘文牢记父亲这一教诲。事实上，他最后打动投资方的正是公司的专业特长。2009 年， 段刘文为了融资跑了 20 多家 VC，未果。最后，段刘文遇到了软银，它们几乎是最苛刻也是最有实力的。当时，汉朗光电已经在液晶屏上做出黑白汉字，对方说：“我们不看汉字，只看图片。”段刘文和他们解释，汉字和图片在工程原理上是一样的。但软银的人却回答：“技术原理只是基础，实际功能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如果显示不了图片，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们明天就走了。”

当天夜晚，段刘文和团队一起，熬了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他和孙刚博士来到软银门口等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软银投资人见到此景很奇怪，后来，段刘文拿着屏幕走上前：“您要的图片，我们做出来了。”软银被他们的专业和诚恳打动，融资成功。靠着这笔资金，他们的公司越做越大，后来增长率翻番，还建立了与诸多世界 500 强大客户的合作，公司资产迅速增至近 5 亿元。

在创业的道路上，段刘文觉得，父亲在精神上的支持尤其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更重要”。而这也正是欧洲、日本等百年家族企业最注重的。

“慎独是家训”

最初，段刘文创办的汉朗光电只有 5 个人，4 个工程技术人员，加上段刘文，从财务、人事、公共关系、市场到业务拓展等各个方面段刘文都要管。

事实上，早在沃顿商学院读书时，段刘文就开始筹划这家公司。当时，还没毕业的他和朋友靠部分科技园的启动资金，在 2007 年末成立了汉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他一边申请专利，一边筹措资金，到 2009 年又在苏州成立了汉朗光电有限公司。

创业还没开始，父亲就送给他一句话，中关村向来盛传的一句话：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来，就会出现一家公司;太阳落下去，就会倒闭一家公司。这句话不断地提醒他，要明确自己的计划和目标，要带着紧迫感去带领团队工作。

在段家，孩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选择之后的后果必须由自己承担。段刘文说：“我们的家训就是慎独。”

如今，汉朗光电拥有多项世界最先进的多稳态液晶技术的专利，是全球唯一能够量产多稳态液晶技术产品的公司，他们的多稳态液晶技术已经应用于黑白电子书、电子货架标签、信息屏等诸多领域，产品也得到不少跨国公司青睐。

在绝对独立的原则下，短短几年，汉朗光电就取得如此业绩，可谓不俗。但段刘文始终谨记的还是父亲告诉他的慎独家训。

当儿子走上创业之路后，段永基彻底放手。“父亲说过，我在企业里所遇到的问题他全都面临过。”但是，初生牛犊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

“知易行难”。一次，父亲建议他请律师看一份很重要的合同。但段刘文不听，他觉得自己看过，没有问题，结果被狠狠地“黑”了一次。“我相信父亲曾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教训，不然他不会如此提醒我。”段刘文说：“但是，当他发现我要独自前行时，也绝对不阻拦我，也许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了，才会真正沉淀为自己的宝贵经验。”

“自己选择的道路就不要后悔，这是你的选择，相应的责任要自己承担。”这就是段永基的教育之道。而这种教育方式也造就了段刘文的成熟果敢。

段刘文还有个身份：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理事长。经过几年发展，接力中国已经不可小觑。在台湾，他们的造访会得到连战的接待。如今，这个协会几乎囊括众多中国富豪、商界大佬的子女：梁稳根之子梁在中、蒋锡培之子蒋承志、刘永好之女刘畅、张宏伟之子张显峰等。

“这个组织吸纳的会员，不是靠物质确立身份，精神层面上的共鸣更为重要。”段刘文说。“我们协会的会员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下行成本可控。当前，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机会众多，这也是当时我敢于弃医从商的原因。”

谈起二代和一代的差异，他说：“二代抗压性和理论素质都要差一点。”言语之间，他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