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奥列格将自己所持有的“先锋”公司所有股份全部转入ULF公司名下，并开始筹划将ULF部分上市。“这是一盘更大的棋。”王志永评论说。在奥列格的商业计划里，ULF将成为一个横跨蛋制品、糖类、玉米、牛肉等多领域，拥有多家垂直型企业的农业托拉斯。

直到“先锋”公司上市前，奥列格一直躲在镁光灯外。随着公司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也逐渐成为乌克兰的商业明星。在基辅的大街上，我经常能看到印有他肖像的大广告牌，上面写着：“只有改变国家发展的优先侧重，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乌克兰人。”

农业就是他所指的优先侧重。他认为，现在的乌克兰就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东国家，拥有着最重要的资源—粮食的生产力。

“农业已经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了。”他说，“很多专家、机构都认为乌克兰是全世界唯一有很大农业发展潜力的国家。上世纪80年代时，石油价格增长很快，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始巩固、提高本国在世界政治范围内的地位。现在农业企业就相当于那时的石油企业，粮食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也将越来越关注乌克兰。”

历史上，乌克兰一直是欧洲的大粮仓。苏联解体后，即使乌克兰的经济受到重创，它也是前苏联地区和华沙条约国的粮食供给地。

“但我们仍荒废了15年。”伊琳娜说，她是“先锋”公司的CFO，今年只有34岁。在乌克兰参观“先锋”工厂时，她曾对我讲起乌克兰农业的变化。“大约15年前，城市化进程在乌克兰大规模出现，人们离开了农业，去追逐‘快钱’。当时苏联体制下的集体农庄刚刚解散，最快的赚钱方法就是卖地。因此有不少年轻人离开了村庄，去学金融、计算机等时髦的行业。”不过，在她看来，现在的乌克兰正出现一股回流。“最近五年，乌克兰的农业发展特别快。许多企业又回到农业领域，年轻人也开始在农业公司工作。”她说，“而且近五到十年也只是发展期，还没到鼎盛期，乌克兰的农业有巨大的潜力。”

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共有15到20个成规模的农业企业。它们在欧洲不同的交易市场上市。“再过10到20年，这些企业的产品对非洲、亚洲国家都很重要。”奥列格预言。

进入中国

在奥列格的农业战略版图上，中东、北非和亚洲是最重要的两个海外市场。两年前，“先锋”和ULF的农产品已经进入了中东和北非。而中国，据奥列格所说，则是他现在最重要的市场。

对于为什么中国市场最重要，奥列格有一套完整的、练习了好几遍的说辞：“中国是条睡龙。在未来的五年，当它睡醒，世界会被它所要的粮食总量所惊讶。乌克兰的出口能量对中国的内部需求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中国对玉米的需求量很大。五年之后，乌克兰大约能为中国供应5000-6000万吨玉米⋯⋯”

你会发现，奥列格从来不会用“我们想进入中国”、“我们决定进入中国”之类的说法，而总是说“根据这个数据、那个报告，中国未来的粮食缺口很大，所以中国需要做好准备，需要我们的产品”。

“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让你感觉需要他。”王志永说，“你知道，俄罗斯有一句谚语：‘乌克兰人一出生，就没犹太人什么事了。’”

不过，通过简单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对乌克兰农业的意义如果不大于，至少也不小于乌克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东一直是乌克兰的传统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欧洲食品市场上，国家、政府给予的补贴有时达到农民收入的80%，所以国外企业很难进入。至于美洲市场，2009年，奥列格曾尝试在美国购买过一家养鸡场，但由于高度市场化竞争激烈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买下鸡场仅一年后，奥列格就不得不将其停业关闭。从全球粮食市场来看，人口最多的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中东、北非因地理位置特别，粮食也主要依赖进口，但在进口量上很难超过中国。而且，中国的市场仍在扩大。

奥列格的计划是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他希望能够拿出UFL20%的股份在香港上市。

“欧洲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的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乌克兰的农业是专家分析最有前景的市场之一。”在君悦的酒吧间里，奥列格习惯性地游说起他的公司。事实上，一年前，乌克兰的报纸就曾报道，奥列格希望将ULF在欧洲上市。

具体欧洲上市计划夭折的过程，奥列格没有细讲，但可以想像，在金融危机的重灾地上市绝对不会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们已经和很多中国公司进行谈判，有四个意向性合作的企业，其中已经和国机集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希望在今年可以开始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会发展很快，因为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需要解决的问题迫在眉睫。”奥列格对我说，又显示出了他的急性子。

事实上，在基辅，我曾有机会和中国驻乌克兰商务参赞罗伟东讨论中国企业与乌克兰企业合作的前景。参赞对此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说，虽然去年中乌间贸易额达到104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34%，到乌克兰考察的国内企业也多了很多，但乌克兰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法律法规也不稳定，比如说去年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疯涨，乌克兰的农业政策就大调了三次，让企业无所适从。另外，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而且国内企业对乌克兰市场的潜规则也不够了解，风险系数还是很高。除此以外，还出现过一些企业家不讲信用的情况，比如一开始喜欢口头承诺，但到了真正见效益、拿回报时，就翻脸不认人了。

在北京，我把罗参赞所介绍的问题传达给了奥列格。他马上表达了不同意见：“乌克兰是个民主国家，又碰上选举年，所以会有些动荡。但世界上很多大型企业在乌克兰都有分支，如果它们认为乌克兰不稳定，早就撤走了。”他特别拿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了比较，“我们不会使用俄罗斯那样的大棒政策去打压外国企业。俄罗斯看起来很稳定，实际上完全取决于一个人。你可以在俄罗斯做得很成功，有一天招谁讨厌了，就被赶了出去。比如英国BP石油公司曾在俄投资了几百亿美元，但一天之内它的所有高管就被驱逐出境。”

最后，我问奥列格：“进入中国市场有什么具体的困难?”他展现出了这个年纪企业家常有的冲劲与信心，想了想说：“最大的问题只是改变人们的固有思维。一种新事物进入一个市场，需要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

“除此之外，在商业上没有其他的不适应了吗?”

“没有，只要不断给你的团队志向，就一定能达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