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

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财富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特约撰稿 傅国涌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在一本书中惊人准确地预言过，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将不再是国营钢铁厂中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经过30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我们蓦然发现，一个曾经消失的阶层不仅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几乎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

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连根拔起，历史的链条曾经中断，一切归零。脱胎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成长于90年代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在21世纪初全面崛起的这个新阶层几乎是从零开始，伴随着这个阶层的日益壮大，是发财术、掘金术的泛滥，充斥书店的是大量满足人们发财欲望、教人一夜暴富的书籍，报纸版面上弥漫着金钱的气味，刊物封面是娱乐明星和财富明星二分天下，电视屏幕上到处演绎着红顶商人、大宅门、白银谷这类老财富神话，或未经沉淀的当代新财富神话。压抑了30年的发财梦一夜之间被释放出来，如同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

曾几何时，连高居学府讲坛之上无比显赫的经济学也逐渐丧失学术的尊严，或明或暗地成为新兴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贫富两极分化的鸿沟仿佛将这个泱泱大国撕开了，仇富的心理和追逐财富的愿望一样遍地生长，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缺乏自己精神背景的新阶层，无论手里攥着多少财富，都是肤浅的，面容苍白的，没有底气的，很难以足够的勇气和能力承担起历史的未来。

前些年，当我们听到个别企业家呼唤工商文明的声音时，可以说，这个新阶层当中至少有人开始在思考比利润、比金钱更深刻的问题了。如果说，这样的声音还只是停留在言论层面的话，那么在“5.12”地震中某些企业家的行动则把企业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人们常常把眼睛投向异域，西方那些第一流的企业家的作为和表现成了许多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讨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神背景和企业家意识时，我们的参照系常常来自横向的外部世界。这个时候，纵向地追寻我们自己本土的企业家传统，回望历史烟尘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一闪而过的经典范例，变得犹为迫切。

我们在讨论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时常常会想到“路径依赖”这个说法，那些在工商业领域积极竞争、走向国际市场的新兴企业家追根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根追到徽商、晋商的身上，追到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里，这些题材已产生了大量的虚构文学、电视剧，他们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经营技巧、商业智慧以及和官场打交道的能力，都成为人们学习的样本。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胡庆余堂，山西太谷，祈县的那些百年老宅，几乎都成了朝圣的地方。

但这个根实在是追错了地方。尽管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可以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其中蕴涵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因素，比如诚信为本的理念等等，但是，他们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产生于一个封闭社会当中，经商只是他们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经商不能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内在追求。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不可超越的官本位的障碍。

只有到了晚清，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高涨，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纷纷生长起来，洋货占领市场，刺激国人自办企业，以寻求救国之路时；特别是经历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变局，皇权衰微，甚至连朝廷都公开奖励工商业，不惜以子爵、男爵来奖励投资者，并且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此时才有可能出现新型的近代工商业以及新型的企业家阶层。

我们知道，创立湘军，帮助清廷削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号称“中兴名臣”，功高震主，显赫一时，也不过得了个侯爵，长盛不衰的李鸿章只是个伯爵。而到了晚清，一个人凭投资办企业就可以得子爵、男爵，光宗耀祖，对一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代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发育和起步大致上已经30年了。3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大半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30年为一小世，这是一个回头总结的时刻，也是一个再次出发、找到一个新起点的时刻。此刻，我们回过头来寻找中国本土企业家曾经的传统，看看前人曾经达到的高度，站在前人的起点上，比完全从零开始要好得多。一旦找到了真实的根，明白自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面生长起来的，这个新兴的阶层就将拥有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背景，不再是依附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也不至于只能到域外去寻求自己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