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双入狱”越来越少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早些年的富豪们，基于所处政经环境和习惯于“摸石头过河”等主客观原因，东窗事发时，“夫妻双双把狱入”的情形较多出现。譬如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爱多企业集团董事长胡志标和妻子林莹，铁本钢铁董事长戴国芳和妻子黄荷琴，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曾被称为“中国第一操盘手”的丁福根和妻子刘茜等人。

这些人当中，只有褚时健的身份是国企掌门人，也只有他的判决是最重的。一份向中纪委呈报的关于河南洛阳个体烟贩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取得卷烟指标的举报信，最终导致了他于1999年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红均被收审，褚映红更是于狱中自杀。

相对于褚氏夫妇，其他几对铁窗夫妻可归入民间富豪的类别当中。林莹兼任胡志标公司会计，黄荷琴虽然在法庭上称“我不是铁本的人”，但在铁本公司的财务部，有着黄荷琴的办公桌。

近些年来，入狱富豪虽然前仆后继，但由于有着前车之鉴，他们的风险规避能力大大加强，妻子受到牵连者越来越少。不过，一些有着性格缺陷或在政商关系上越陷越深者例外；对于前者来说，他需要一个有魄力和见识的贤内助来做自己的帮手，对于后者来说，他们虽然看起来骁勇善战，但内心往往缺乏安全感。而黄光裕夫妇则是这两项的结合体──在国美，杜鹃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圆润、老练，最关键的是比黄光裕“大方”、气场十足。

“特权”犯人

一审被判3年半有期徒刑的黄光裕之妻杜鹃因为配合审讯获得保释，对公众来说多少有些意外，而这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特权”。同样，不同类型的犯人在监狱中会受到不同级别的待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保外就医也是中国特色。

入狱富豪当中，最典型的特权案例之一是，前南德集团创始人牟其中曾享受过一段时间独居一室的待遇，严格意义上不叫“独居”，因为彼时他有一位特殊保姆──和他私人关系极为密切的小姨子夏宗炜。牟其中白天读书写作时，夏或到市区买菜，或到监狱外的汤逊湖边散步。高墙、女人、湖泊，这三个元素融在一起，着实独特。牟其中的这一特权后来被取消。

在海外服刑的中国富豪们就没那么幸运了。譬如分别曾在新加坡和香港服过刑的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和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新加坡法官先是接受了陈久霖延期服刑的申请，但随即变卦，这使得陈妻李昆在法庭上当场连连大喊“不公平”；黄宏生待了三年多的香港赤柱监狱亦是戒备森严，属香港最高级别的设防监狱。

妻子的狱外斡旋

杜鹃出狱除了能为黄家与陈晓阵营抗衡再添筹码外，如何积极争取为黄光裕减刑，也是另一重头戏。夫人充当营救急先锋是人之常情，不过，观察他们妻子们如何奔波，大抵能逆向判断出这一家族的人脉逻辑和两人在事业和性格上的搭配规律。譬如前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入狱后，他的长期在纪委工作的妻子张松妹现身营救，聪明才智在一些细节上得以体现。因为深圳看守所不允许探监，但可以给犯人存款，存款人名单长短不限，张松妹就想出一招，高频率地少量存钱，每次写上一串对阚问候的人员名字。

妻子的作用主要还是表现在感情上的穿针引线，至于营救的能力，就属另外话题了。张松妹给阚治东找过律师，但很快被阚的老友尉文渊给换了。这是阚治东在监狱中待的时间只有20天出头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陈久霖在新加坡被判决时，妻子李昆到处奔走，最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银行家韩方明。

出狱之后

最近两年出狱的富豪尤其多。但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们的机会很少，其妻子更是选择沉默。褚时健夫妇选择在云南省新平县一个镇种果树，尽管前来拜访者不计其数，但他们再不提当年事；三九集团原董事长赵新先和妻子王淑兰仍在医药行业，但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

出狱后动静较大的是阚治东、陈久霖和胡志标。阚治东又是创办私募股权基金，又是写回忆录，把之前从政时所有的资源又给盘活了。不过他最近有些郁闷，因为风电巨头华锐风电被取消原定10月27日的过会程序，阚治东是股东之一。陈久霖是先抑后扬，沉默一年半后再进央企──看来，之前在体制内待过的经理人或富豪们，体验过高墙内的生活后，相比于多数民营企业家们，其东山再起的难度要小一些，不过如陈一样有着再入体制内之勇气者并不多见。胡志标还是当年的超级外向性格，声称出狱后拜访过500位企业家，他在10月26日的微博写道：“今天出门太早，看到了别样的晨光，感受到新鲜的气息。有时候学会忘记是生活的技术，学会微笑是生活的艺术。”

当然，尽管这些富豪们还能如此张扬或被张扬，他们的夫人却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去年阚治东因出版回忆录而召集的一次晚宴上，他的旧友及新婚不久的儿子儿媳都来了，唯独张松妹缺席。最近传言中国当年最大民企集团之一的德隆掌门人唐万新欲东山再起，但鲜有人见到其本人，更别说远在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