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陈伟良离郭台铭最近的一瞬间，他冲动地想过去说点什么，但蜂拥而至的记者让他失去了机会。

5月26日，媒体开放日，富士康龙华园区食堂门口，被记者们挤走的陈伟良觉得自己富士康的八年和这一刻是一样的：被人潮裹挟，离梦想远去。

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电子游戏中，陈伟良花了八年时间从富士康的“不铨叙”员工“升级”到“铨叙”员工师1级别，离“通关”则还有整整14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多愁多梦的八年青春时光里，他在不可抗拒的系统里随波逐流，感觉自己逐渐变成了漫长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环节、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上岗

在这个工业“巨无霸”里，所有一切都井井有条。在标准化的流程下每张办公桌上摆放茶杯的位置都应该是一样的

八年前的一天，陈伟良从中部地区的一个中专来富士康实习，被分到了深圳龙华园区。第一个月试用期他拿到了600元，第二个月就变成了1100元。这让陈伟良有点兴奋，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成了一名为富士康创造巨额财富的流水线工人。

这是陈伟良的第一份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富士康成为中国大陆最大出口企业，郭台铭则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

“这应该是一个令人崇敬的工厂。”陈伟良说。富士康是个“巨无霸”式的工厂，深圳龙华园区是这家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在大陆最大的工业园区，总面积2.3平方公里，从南门走到北门快的话30分钟，慢的话要50分钟。

在这个工业“巨无霸”里，所有一切都井井有条。在标准化的流程下每张办公桌上摆放茶杯的位置都应该是一样的，因为这能够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标准化的流程同样希望每个工人每天有差不多相同的劳动量、差不多相同的休息时间，因为这能最大限度地科学利用劳动力。

在富士康，流程和效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尽管在执行中难免会有些走形，但不停运转的生产线至少可以限定工人一天必须做多少个动作。

富士康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员工进公司的第一堂课就是军训，列队出操。“这是学习尊重规则、尊重秩序。每一个员工都是一个士兵，指哪打哪，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虽然在学校里也没这么严格过，陈伟良还是很愿意遵守这样的半军事化管理。

与半军事化管理相对应的，是墙壁、楼道等很多地方充斥着的“富士康式”标语。其中最出名的一句是——魔鬼藏在细节中。

陈伟良在富士康的第一份工作是“品管”，这是一个质检工作岗位，经过两天的培训之后，他正式上岗。

富士康的管理有三个秘诀，一是流程化，把入口到出口之间的工作细分为若干个节点；二是专业化，每个人只做流程中的一节；第三是标准化，动作、工具与原料都标准化。

在富士康，到处是不断转动的传输带和工作平台。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在他身边，很多人每天用1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几个单调的动作。

每个工人都是流程的一个环节。在他们手中，诞生了电脑、手机、MP3等高科技产品，但很多人却甚至连成品都没有看过。陈伟良说：“比如一些普工，工作三年，所有的工作内容就是扫描、装袋和贴标签。”每天都是那几个动作，汗水滴落在运转的机器上，随即蒸发得无影无踪。

正是依靠对流水线工人的科学管理，富士康在2005年做到了“982”，意思是98％的产品可以2天内出货，这个速度，整整领先了其他同行3天。郭台铭也随之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巨子。

不满

工人每工作2个小时可以休息10分钟，很多男工都利用这个间隙跑到车间外面抽烟。每个人看着近处、远处的高楼，享受片刻的放松

在富士康的工厂里，郭台铭的史被口口相传，创业初期的神话让陈伟良听得热血沸腾。“这才是效率！这才是管理！”当时只有19岁的陈伟良感叹说。

但他对郭台铭的赞美和崇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掺杂进了不满。

陈伟良没能和同学分到同一个事业群，这里有11个事业群，如果不是在一起上班的话，想见上一面就很困难。陈伟良的宿舍里住了八个人，没有一个是他的同乡。由于基本上每天一半人在睡觉，一半人在上班，大家相互之间很难有交往，甚至一个月也说不上几次话。

有一天，陈伟良不小心弄丢了一双“贵人鸟”的鞋子，这让他很心疼，但也想不出办法找回来。他说：“你几乎不相信，睡觉的时候手机是要放在枕头下面的，有的人甚至直接拿在手上睡觉。”

他想和同乡住到一起去，在这个庞大的“巨无霸”中，有20％的人都和他来自同样的地方。但这个看上去简单的想法很快被他的主管拒绝了。

陈伟良不知道这是一个“科学”的安排。在富士康系列极端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毛寿龙对富士康的这一安排作出的解释是，同一个地方的人错开安排是为了效率先行，有效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陈伟良只是感到工厂的安排有些不人性化。这里的宿舍没有一张桌子，这里的人和人之间很难建立起私人友谊，他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游戏看似很简单——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话就可以拿到奖金，但会上迟迟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几乎所有入职的新员工也同样说不出所在事业群老总的名字。

不久后，陈伟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受到了老员工的呵斥。他对粗暴的态度有天生的反感，有时候会忍不住起争执，这一度加强了他想离开的情绪。“但是能到哪里去呢？学历不高，离开富士康去的可能是个‘穷士康’。”离开，不过是一时的想法而已。

每年3月份左右，富士康会调一次薪。在来到富士康的前三年，每次调薪前的几个月，陈伟良总是被调到一个新的部门。“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觉得自己调岗了，可以多学些东西。”陈伟良说。但最终他发现，换岗的结果是薪水三年未涨。这时他才回过味来，自己被当作“刺头”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三年。直到2005年，他才从“不铨叙”变成了“铨叙”。富士康员工队伍分铨叙和不铨叙两种。铨叙又分两级：员级、师级。员级再分为1~3级；师级则细分成1~15级。

铨叙，本是旧时一种叙官制度，按资历或劳绩核定官职的授予或升迁。在富士康，大部分流水线工人被归类不铨叙，也被普遍称为临时工或者普工；运气好的，也许几年后有机会转为铨叙员工，在企业正式“入籍”。

“我一来就是‘不铨叙’，来了三年都还是‘不铨叙’。”陈伟良说，相比而言，升职快的人，一年多时间就可以从“不铨叙”转为“铨叙”。

“我比其他人更勤奋、更努力，可是升职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慢。”陈伟良说。这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失落。

谈话间，陈伟良不停地抽烟，在每一次欲言又止或不满时，他都习惯性地拿烟堵住嘴巴。他抽的是“红双喜”，这种烟在这里很常见。

抽烟是进工厂最容易染上的一个习惯。工人每工作2个小时可以休息10分钟，很多男工都利用这个间隙跑到车间外面抽烟。他们习惯性地蹲着，不怎么说话，每个人看着近处、远处的高楼，享受片刻的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