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身价数十亿的企业家，再到一名捐款几十亿的慈善家，曹德旺似乎实现了他人生中一次华丽的转型。它会一帆风顺呢，还是像以前很多企业家那样重蹈覆辙？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曹德旺可能会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捐款最多的富豪——他想把自己私人财富转化成一股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

开着奔驰，身穿灰色西服与黑色裤子的曹德旺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身上没有金钱赋予的权力和光彩，但当他端坐在办公桌前发号施令时，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威仪突然闪现在了他的脸上，他端着一杯泡好的茶，有所准备地说：“你们问吧”。

这种领导者的自信来自于他身后的玻璃王国。

这座约占地1000亩的工业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总部，它像一座独立的城堡，在蔚蓝的天空和延绵不尽的绿色山脉映衬下格外漂亮，南国的棕榈，绿茵的草坪，加油站、银行、邮局、饭店、小卖铺、柏油路……它们组装起来有点像游戏中的欧洲小镇——置身于田园牧歌中的小城风光。

二十多年前，它只是一座经营不善的乡镇工厂，但曹德旺亲手把它变成中国最大汽车玻璃生产企业。它目前已在福建、上海、吉林、内蒙和重庆等多处建立生产基地，贯穿中国的东西南北。

这座工业区从一定程度记录了曹德旺的成功历程。“我最大爱好就是盖房子，这个工业区是我设计的，”他站了起来，兴奋地用手指在半空画了一条弧线。

曹德旺的人生故事的确已成为众所周知，尤其当他宣布准备捐出70％左右的个人股票，合计30多亿元的财富时，更成为一个谈论中心——在这个国家，慈善总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难以厘清，传统思想认为，捐钱要不留名，否则是沽名钓誉。他正在试图改变规则，作为一名佛教信徒，打破戒律，抛弃“功德”，只是希望用身体力行来打动更多的中国富人。

他说：“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中国富人明白，如何去回报社会”。

2009年2月12日，他在福建证监局一次工作会议上首次公开计划；捐出自己所持福耀70％的股份，约7亿股，设立“河仁慈善基金会”，致力于慈善事业。这是一个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如果获批，将成为中国首家用股份运作的慈善基金会。那次开完会，他就到欧洲休假了。

也未曾想到，这个孤注一掷的捐款计划，几天后成为了一条轰动国内的新闻，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拥有他的捐款行为，觉得他在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有人揣测这只是他的一种游戏，“捐股”只是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给公司造成的影响……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争论正式开场，这不是曹德旺最初所期望看到的情景。

面对始料未及的争议，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了他的欧洲之旅。眼前这位曹德旺，富翁，慈善家和豪宅爱好者，坐在他巨大而又冷清的办公室里，语气坚定地说：“我总不能因报道而不做任何事情了吧”。

生活的财富

“财富对你意味着什么？”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显然这个问题难住了他，过了小半晌，记忆似乎开启，他语调缓慢，一字一句地说：“说句实话，我是苦出身，至今仍不知道该如何花钱”。

曹德旺的家族曾是福清当地望族，曾祖父是著名的乡绅，在当地闽剧有这样一段戏：晚清时期，福清市有个“曹员外”，生活殷实，但很保守、吝啬和小气，重男轻女，嫌贫爱富。这个“曹员外”正是描写的曹德旺曾祖父。曹氏家族世代经商，父亲曹何仁曾在日本和上海经商，母亲也是地主闺秀，佛教信徒。但时局动荡与个人命运的变迁，让这个家族坠入了社会底层。

他的童年时光几乎在贫困中艰难度过，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小时候，我在农村，每次吃饭，只能吃二两，没有油，不少人把花生壳碾成糠面，做成馒头，就那么吃，死了很多人。只要我饿了，就去偷东西吃，刚种下的花生，我都会把它偷来吃了。”这是饥寒交迫下的生存抗争。

“如果要我讲自己童年的生活，我怕自己讲起来也会很伤心，会流泪。”

为了让他成才，父亲要求严厉，甚至给他立下苛刻的戒律，如18岁以前不能留头发，留胡子，喝酒；吃饭时不准说话。不幸的是，他很早就表现出了叛逆秉性，一直在突破父亲立下的清规戒律，变成他眼里的“坏孩子”。

曹德旺出生于1946年5月，9岁才开始念书，14岁就退学，为了生计，他曾一度认为金钱似乎比知识与教养更能代表尊严。但读书人梦想仍悄然地植根在了他的内心世界，这种渴望在他事业成功之后慢慢地浮现了出来。他无意识地把自己置放于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中——商人是社会秩序的底层。这注定他要在这个传统的庞大价值体系中，努力寻找自身的价值。

在他还是一位少年时，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文革。社会机构被摧毁，日常生活失调，这或许深刻影响了他的内心世界——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是稳固可靠，值得相信的。但这种混乱又让他获得了意外的自由，无所事事，期待着成长的到来，用粗口掩饰自己的胆怯，并随时准备和人打上一架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小时候是一个孩子王，每天都有人给家里告状，每次父亲都会揍我，打得头破血流的。” 每当他挨打的时候，母亲都会出来保护他。她一直在教育他——贫穷时，更要热爱生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他家书房里，摆放了许多中外经典名著，窗外是一片绿茵草坪与几丛翠竹，完全是知识分子梦寐的读书环境。在采访过程中，他无意中显现了这种矛盾心态，他不止一次为自己未接受正规教育而惋惜，但他又从心底里看不起书呆子，常讥讽如今不少学者的浅薄无知与装腔作势。从做事角度，他倾向于经验主义，很多大学希望给他颁发“名誉教授”等称号，他都婉言谢绝。

“我最爱啃猪脚，不像他们文人那么雅，喜欢煮酒，然后来几只大闸蟹，我最讨厌吃大闸蟹，每只能吃半小时，很浪费时间……”。你可不要真以为曹德旺是在调侃知识分子，只要你仔细往后听才会发现他说的不是“文人”，而反感的是虚伪的社交场，他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任何演讲，认为是“浪费时间”。

“回顾我的63年人生，我觉得还是以前没多少钱的时候更好玩，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话都可以说，现在就不能这样了，只能规规矩矩，在公共场合，一句笑话都不好意思讲了。凡是我一出现，就会有人偷偷地说：”曹德旺来了！‘他们说得很小声，我都听得见。我又贪吃，喜欢小吃，但不能像以前那么方便了，偶尔也去吃大排档，但要把西装脱下来，穿着便装去，自己开车，这样别人都以为我是驾驶员。“

这是一种完全迥异于他以往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似乎突然多了一层无形屏障——一个被名利和责任围困的，焦灼的世界。 1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