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围城”

“没钱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有钱，等后来还完债了，我又希望有一个大房子，等真正成为别人眼里的富翁时，我又觉得不好玩……”。

这种辨证关系有点像钱钟书在小说《围城》探讨的精神困境——每个人在追求到成功后，都会面临尾随而至的不满和厌烦，他们总是在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之间矛盾和切换。

14岁退学后，曹德旺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帮助不会种田的父母挣工分，但村里人总认为他没有把牛喂饱。一年后，他又跟着父亲去做生意，补贴家用，倒卖烟丝、水果，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城市与乡村，总共一百多公里路程。

“每天都很累，第二天起床非常困难，我妈每天都要先哭一阵子才叫醒我，”这是一幕令他永生难忘的镜头，只要他有时喝醉酒，追忆似水年华，那幅画面又不由自主地跳了出来——一个娇柔的母亲坐在少年的床头哭泣。

那或许是一代中国人共同的人生经历，只要你细心就会发现，很多中国第一代草根企业家都有这样的故事，它最符合传奇性杂志的素材。

从一名底层社会的少年，变成今天的玻璃大亨，这本身也说明了曹德旺故事的传奇性。他具备所有成功者的共同特征；诚实秉性、聪明天性、过人胆识与常人难以得到的机会。

在他一生中，有几次重大事件决定了他能成为今天公众眼里的“曹德旺”。第一件是承包经营不善的乡镇玻璃厂，第二件事是把玻璃厂变成福耀集团，第三件事是把“福耀”推向股票交易市场。如果加上最后一件，那或许是捐出几十亿股票。

1976年，已经30岁的曹德旺成为了福清市高山镇玻璃厂一名普通采购员，每月工资是40元，这是一间只有十几名工人，9万多元固定资产，流动资金3万多元的乡镇企业。他很珍惜这个机会，从此没再离开过这家乡镇工厂，直到把它成一家上市公司、世界知名企业。他的身份也不再是打工仔，而是掌握着绝对控制权的老板。

第一次机会的出现；发生在1976年至1982年期间，由于工厂连续亏损，企业内部管理又极其混乱，领导希望曹德旺能承包这家面临倒闭危机的工厂，都一致看好他的商业头脑。他也深知机会的难得，所以，不惜用房产作为抵押入股，在1984年成立了福建省第一家私人合资厂，没想到当年的净利润就达20多万元。

他成为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中最早的企业家。

似乎一切都是从这间乡镇企业开始。告别少年、投身社会，短短几年，曹德旺就为自己空白的人生确定了方向，艰辛经历培养了他的独立和进取的精神，学习到如何克服逆境和从中汲取力量，现实还逼迫他掌握了一套独特的自我管理的方式。他至今仍保持着那种惊人的自律和学习能力。

在曹德旺当个体户时，虽然改革开放，但许多人思想仍未转变过来，稍有文化水平的人都不屑于当他的下属，那会被视为一种堕落。这就意味着他得“文武兼备”，从公司制度、政府公文、合同起草到企业内部日常管理，他都要自己去学习实践。沉重的工作负担让他一年的365天中，几乎没一天休息时间，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

身体极度疲劳换来的是曹德旺对人生的思考，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想出家，当和尚去了，什么都不管了。” 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宗教在自己生活中的力量，但最后他明白皈依佛教不一定非要出家。

促使曹德旺事业进入另一条快速轨道的是他在1985年的一次决策；当时，他决定投产汽车玻璃，当年就实现盈利70多万元。随后的十几年间，他通过联合股东，集资等方式组建福耀玻璃公司，不断拓展汽车玻璃的业务，让公司像滚雪球一样在运转，迅猛地占据了中国55％的市场，有人开玩笑说他不是在生产玻璃，而是在印钞票。

1991年，公司更名为福建省耀华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公开发行股票，总资产增至5719万元，是福建省最早一批上市公司。随后的福耀开始在世界汽车玻璃市场风生水起，而曹德旺也从来没有偏离过汽车玻璃这一主业，曾有人建议他进入互联网和房地产业，都被他骂了一通。

现在来看，这恰恰是父母教给他的重要品质；执著，从一而终。母亲曾告诉：“碗里的东西怎么吃都可以，但要爱护锅里头的”。除此之外，曹德旺成功的另一种性格则是与生俱来的“不服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寸步不让——7年前，他打赢了中国入世后应对反倾销诉讼第一案。

他身上有着那一代特有的民族情结。这让人想起在小时候，每次父亲打他，他都想要逃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但母亲告诉他说：“不要跑，即便你死了，你也还是他的孩子”。

现在他退掉了那张美国绿卡，“如果不退的话，汽车玻璃市场就少了一个中国的，”他说。

信仰的价值

“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这又是一座“围城”。如果说少年时的曹德旺一直被贫穷困扰，那么，今天成为亿万富翁的曹德旺则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把财富转化成一种快乐？

显然，比起充满传奇故事，现在的曹德旺更愿意谈论别的。人人都关心他如何一手缔造了这个玻璃帝国，商业战略，而他想说的则是即将成立的慈善基金会究竟该干点什么。

他这次决定将70％的股票捐出，在中国大陆地区仍是个令人震惊的举动，这毕竟是一笔高达30多亿的巨款。尽管，在数字上，他无法跟另一位华人富豪李嘉诚的500亿港币相比，更无法与巴菲特捐出的440亿美元，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的580亿美元相提并论。但这两者的社会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尔？盖茨与巴菲特都生活在一个由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亨利？福特等富翁缔造成慈善传统的美国，它们成为了改进美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力量。

而曹德旺面对的不仅是中国传统低调、封闭和保守的慈善观，还要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物欲横流以及对贫病的冷漠，更要面对一个由贫富差距带来的不信任感。即使已是大陆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曹德旺却多少为自己的身份而不安。他开始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农民出身，三代信佛，身价40亿，福建富翁的前三甲，《胡润百富榜》第56位，儿子对接班没什么兴趣……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难题，他突然萌生了捐出大部分财富的念头。

“新中国分上下三十年，毛泽东时代一无所有，邓小平时代，努力在解决贫穷问题。但改革开放没有修改宪法，所以，按照社会主义中国定下的法律，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犯法的，所有人都有原罪，我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有原罪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宪法不承认私人财产。改革开放我们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有多少是关注弱势群体的？”

他一直期待自己的言行能够激起更广泛的响应，他说：“慈善实际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调节，别人不做的我来做”。他甚至认为：“企业间的竞争，最后决胜负的关键往往掌握在品德手上”。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把自己的基金会变成一股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作为一名商人，他知道杠杆效应是最重要的特质，知道如何让一笔钱发挥出最大价值。

“这个事情，我准备自己来办，已经跟国内外同行商量如何管理这笔基金会了，原来是想把基金会保值增值这一块，让投行来帮我做，救死扶伤的任务，交给老干部来做，”他仍保持了商人式的精打细算。

商业世界与现实中的曹德旺是双重角色，你又会发觉他待人和蔼可亲——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走进办公室，迎门就是一方巨大《金刚经》书模，跟一尊半人高的观音菩萨木质塑像。

采访中，他很多用语都来自佛教。“作为佛教徒，按照佛家思想，施舍不应该宣扬。在佛教思想里，有无相布施，即不存求报，这种三轮体空无相而施的功德，才是最大功德。但为了求得自身福祉而布施，就叫有相布施，属有限的功德……”

说：“我宣传了就没了功德，但我这次为了推动慈善这个事业，连功德都可以不要了”。

事实上，在闽商中，他一直都拥有慷慨的形象。为灾区扶助、修建学校、福利院、公路、在多所大学设立奖学金……这些年来，他捐出了差不多几亿元。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上，他以捐资1.46亿元位居第14位，他是连续5年上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汶川地震，他先后捐出2000多万元。

“我不知道自己具体捐了多少，但钱都是自己的，没用股东一分钱”，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