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度高

除了在退税制度上存在差距外，跟美国相比，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也少得可怜。徐永光介绍说，目前中国有100多家慈善组织，而美国有100万家。美国民间捐款每年大约有2600亿美元，志愿服务时间折合为金额也大约相当于这个数，而且美国一半以上的捐款都来自民众。

慈善部门多了之后，必定带来竞争，竞争必定带来透明。“在美国，那些公募机构是完全民间化的，它们只能依靠他自己的信用发展壮大，如果你的信用出了问题，就不会收到捐款。”徐永光说，这种竞争性使他们对捐款的使用都保持高度的透明。“很简单，为了发展，每个机构都会尽最大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公信力，捐款人问捐款用到哪里，公募机构都要给予交代和解答。”

盖茨的中国慈善故事

早上8点，庄浩（化名）就来到位于潘家园的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一个月前，这位北京某同性恋非政府组织（NGO）的代表接到主管部门的通知，要在这里接见比尔 盖茨。

不到一个小时后，一辆别克商务舱旅行车驶抵疾控中心。在两名保镖的护卫下，盖茨身穿浅灰色西服，面带微笑走进大楼。接下来，庄浩、其他NGO的代表，以及几名艾滋病感染者和盖茨坐到一起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闭门交流。

这是2007年的4月18日，比尔 盖茨第十次中国行的第二天。7个月后，比尔和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正式宣布，五年内捐资5000万美元，帮助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首家海外办事处

对于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以及高危人群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福音。近10年来，盖茨基金会已在非洲、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开展防艾工作，10年过后，艾滋病依然是全人类最严重的挑战。在拨给中国的5000万美元中，2000万美元将交由中国卫生部，剩余的3000万将提供给中国民间NGO，其目标对象是13个中国大中型城市以及海南省的男男性行为者、暗娼和静脉吸毒人群。

在盖茨基金会全球所有的援助项目中，防艾是投入最多的一个。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雷说，这是盖茨将选择防艾作为中国第一个项目的原因之一。

其实，早在几年前，盖茨基金会在印度启动防艾项目时，盖茨的注意力就已经转到中国。2004年夏天，盖茨展开他的中国之行，叶雷获盖茨邀请，和中国的疾病控制专家、NGO代表、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参加了一个圆桌会议，叶当时的身份是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事处主任。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盖茨基金会在华布局的开端。

此后，盖茨基金会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调研准备工作。一方面，盖茨基金会每年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中国高危人群中考察防艾现状。时任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副处长关宝英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这两年，我带他们去了北京市的男男同性恋场所、针对吸毒人群的美沙酮治疗点等地进行考察，他们问得非常详细，不仅仅和医务人员聊，还问到门诊服药的人员服药前后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位于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总部，对于用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在中国开展项目，基金会内部也在反复争论。“有好几种模式。一种是把经费交给美国的国际组织，让它们到中国经营；第二种是盖茨基金会在印度的做法：雇一些专业的人员到当地操作。第三个模式是在中国建一个代表处，直接把经费交给当地政府和NGO操作，我们做技术和管理支持。”叶雷回忆说。

抉择的过程有些漫长，大约过了一年多，盖茨基金会才决定用第三种工作模式到中国开展项目，不过，新的麻烦来了。

创新的援助模式

由于中国在2006年暂停了所有国际组织在华的注册工作，盖茨基金会不得不推迟一年之后才重启它的中国计划。

2007年11月，就在盖茨基金会承诺捐出5000万美元给中国时，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也终于在北京建国门北大街上一家写字楼内正式挂牌。这间仅能容纳10人的狭小办公室，其办公条件虽然无法与总部媲美，但它却创造了一个先例——盖茨基金会在海外的第一个代表处。

这在叶雷看来，有两个长处。“中国的（防艾）情况不是一个纯粹缺乏经费的状态，而是缺少技术和管理支持，另外做政府和NGO的连接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但如果在西雅图办公，这样就会缺乏有效率的支持。”叶雷说，此外，如果不设立代表处，由于美国法律的限制，盖茨基金会的钱要想到中国必须经由美国的国际组织，这样间接的操作也会影响效率。

经过不到一年的运转，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已步入正轨。“在各个省市的防艾工作正在逐步启动，我们的项目不是一个独立的项目，而是跟每个地方现有的防艾项目进行结合，加快它们的工作进展和干预能力。”叶雷说，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中国培养出全方位的防艾人才。

正如叶雷所说，促进政府和NGO的合作是叶雷和他的同事的一个工作重点。“这样的话可以让防艾工作快速达到理想境界。”叶雷说。关宝英也同意这个做法，接受《国际先驱导报》时，这位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协会副会长说：“北京市算在全国做得比较好的，但管理起来的艾滋病感染者才不到总数的30％.”而相比之下，扎根“基层”的NGO对这个群体更为熟悉和了解。

叶雷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以计件方式给钱。“比如NGO找来一个人来检测，就可以拿到100块钱，负责做检测的政府卫生部门做一份检测也可以拿100块。”叶雷解释说，这样一来，NGO找的人越多，拿到钱越多，介绍来的人越多，政府检测部门拿到的经费也越多，这样它们的积极性就比较高，互相之间也更愿意配合。“

这样的工作重点其实也是盖茨本人的想法。“中国防艾项目的策略计划交到总部后，他很快批了下来。”叶雷说，2007年的那次朝阳疾控中心之行，盖茨就是为了这个计划专门进行考察的。

花钱和挣钱一样用心

那天，陪同参观的关宝英原以为，盖茨匆忙看一下就走了，但没想到他见到每一个的人群代表都细致地了解情况。平易近人、责任心强，这是盖茨留给关宝英最深刻的印象。“他问感染者人群，抗病毒的药物由谁提供，政府在其他方面有没有免费的治疗。”关宝英说，他显然是有备而来，原本20分钟的访问延长到40分钟。

属于庄浩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三分钟。“他一直在倾听，不太多讲话。”庄浩回忆说：“我和他就如何开展男男性行为（MSM）人群防艾工作进行了一些交流。我跟他说，我们计划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与各界的协作，建立MSM社区与国内防病治病的资源方的转介通道。”让庄浩颇感意外的是，离别时，盖茨欣然为该组织写下了一句鼓励的题词：Your work is very important. Bill Gates（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比尔 盖茨）

叶雷最钦佩盖茨的地方在于他的专业。“盖茨对自己投入基金会的每一分钱都非常重视，不是随便听别人说这个项目好就投入这个，那个不好就不投入。他不是走马看花，而是非常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叶雷回忆说：“我们经常聊有关艾滋病、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我发现他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比很多专家还要深入。”

防艾只是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推行的第一个项目，5000万美元也只是首期投入。在今年年底之前，包括农业技术、防治结核在内的两三个大的项目将陆续启动。今年秋天，盖茨将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展开他的第十一次中国之行。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将不谈微软，只谈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