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缘

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于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世创办，有着“绅士摇篮”的美誉。英国有17位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的达官贵人，都是毕业于该校。“1988年，我13岁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接受独家专访时胡润百富榜董事长、创始人胡润告诉《中国新时代》。

国内一些报道曾说胡润是贵族，“这个说法错得有点离谱，其实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所以想进伊顿这样的名校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为此，胡润在11岁时就被送到一所普通学校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幸运地考进了伊顿。”当时伊顿公学一共有13至18岁五个年级，共1250名学生。胡润在当年的考生中排名前20名。1989年，胡润进入杜伦大学学习语言。“在所有的学科中，我似乎对于语言和数学有着特别的偏好，”胡润说。

胡润出生于卢森堡，三四岁时就会说英语、卢森堡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5岁时，学校和德国、日本进行学生交换，当时胡润住在一个德国家庭里，和他们一起生活，这使得胡润的德语水平迅速提高。根据杜伦大学的课程安排，到第三年要求出国学习。“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学习到第二年就必须去那个国家。”这一点令胡润感到一种挑战。

“这是完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体系，太难学了。要是能学会学好，那才叫过瘾呢！我始终觉得，学习一种语言是一回事，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另一回事。只有理解文化才能体现出天才的基因。”胡润说。

1990年，胡润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

胡润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这是我的兴趣，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倘若能把中文说溜了，简直忒牛了。”胡润笑言。

那时，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老师对胡润们都比较客气，年底根本不用考试。所在的留学生楼成了小社会，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进修生的课程十分轻松，一般只需要上午学习，轻松得让我无法习惯，于是我出门给自己找了一份活儿，在一家有名的公关公司打工。因为那时拿的是学生签证，不能打黑工，所以没有领薪水，纯粹是增加一些阅历。”

大学毕业后，胡润加入了安达信——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那时想法很现实，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胡润说。

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快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没有什么责任指标，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事务所的工作给胡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历练，使他有机会到世界的很多地方。

不过，好日子并不长久，压力接踵而至。因为必须参加英国会计师的证书考试，通不过的人就要卷铺盖走人。

“逃过一劫后，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1996年，上司问胡润：“有一个香港的职位，去不去？”胡润琢磨，回归前的香港就像1988年的日本，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生活，也许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就一口回绝了。接着又有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可胡润毕竟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没什么新鲜感了。又过了半年，上海的职位终于向胡润招手，胡润如愿以偿。

“说实话，如果再等不到这个机会，我就考虑辞职走人了，换个毕马威或其他公司再想办法到中国来。”胡润说。

自从离京回国后，曾经和胡润一起学中文的英国人在伦敦也抱成了团。“他们成立了协会，每月举行一次聚会，从六七十人中轮流推选出一个主事的准备当天的主题报告，话题自然和中国有关。10多年了过去了，这个传统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去上海，胡润还有一个私人目的——撤退。“我在英国实在太忙了，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海就不一样了。举目无亲，我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家看书。”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1997年9月，胡润将自己“空投”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