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烟草战争

1923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猝然去世。他是一个极富传奇性的人物，《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一书的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称赞简照南是少见的、拥有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

简照南《左）、简玉阶兄弟

在简照南的商业生涯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矛盾，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他在香烟销售时所打的爱国牌；另一面则在香烟制造的初期，对日本在原材料、技术和资金上的依赖，在鼎盛时期，对美国在技术和原材料的依赖。

这种矛盾让大打爱国牌的简照南和他的南洋公司，在面对本土竞争者和外来竞争者时，常常陷于自相矛盾的悖论中，命悬一线。

从其诞生到成为中国最大的烟草企业、并与全球烟草巨头英美烟公司分庭抗礼这一过程中，简照南作为本土企业家展现出的商业智慧和管理智慧，在那个政权更迭、战火纷飞的年代，尤为引人注目。

东渡日本

简照南祖籍广东佛山，少年时期，他就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在他13岁的时候，父亲撒手人寰，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母亲靠缝纫维持一家生计。作为长子，照顾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重担就落在了简照南身上。

1886年的一天，16岁的简照南从香港到达了日本神户。在日本的几年时间，简照南积累了他人生的，最初经营利润极高的药品和海产品，随后，他通过海外的广东同乡协会，将日本的瓷器和陶器经由香港，出口东南亚。业务扩大后，简照南一个人忙不过来，于1890年回老家，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帮忙。

甲午战争爆发，简照南离开日本，移居香港，仍做贸易生意。“屈辱的条约”，“明治维新”，这样的字眼鼓舞了一批年轻人，去邻邦弹丸之地的日本寻找答案，简照南、简玉阶也在其中。1902年简照南再次前往日本，这次，他加入日本国籍，取名松本照南。这一行为使得简照南日后的商业生涯中，增加了一个被竞争对手攻击的硬伤。

同年，简照南创立了顺泰轮船公司，从租船跑运输做起，往来于越南、缅甸等地，也有一定资本积累。也就是在这一年，简照南对香烟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很快意识到英美烟公司对日本烟草市场的渗透。

英美烟公司是全球烟草业的霸主，在1899年，它投资1000万日元控股了日本私有烟草公司中最大的村井兄弟有限公司的60％股份。这项投资为英美烟草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回报，仅1902年，在日本的利润额度就接近了50万美元。

1902年，简照南在神户参观完村井烟草公司，之后简照南就萌生了建立自己的烟厂的念头。为此，他在日本购买了卷烟机器，并聘请了日本技师，他曾颇为嘲讽地对他的朋友说，“我从日本偷来了烟草技术。”

绝处逢生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1905年，简照南、简玉阶（1875-1957）兄弟以10万元股本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是一个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只装备有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电机、两台磨刀机和四台卷烟机。这是本土的第二家烟草工厂，第一家是盛宣怀于1903年创办的烟厂，它很快被英美烟公司兼并了。

在简家兄弟的工厂里，有11名来自日本的技师，他们了16名本土的男子如何使用机器和100名妇女如何处理和包装成品，这个工厂每日开工10小时，通过半机械、半手工的方式，能生产香烟大约30万支。

产品生产出来，销往东亚和东南亚，在这里，南洋兄弟很少受到高关税和英美烟公司竞争的威胁。这家公司在建立后的10年内，海外销售只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而在东南亚站稳脚跟后，他开始琢磨将其经营活动，扩展到中国。

简照南和简玉阶在中国扩展后遇到的第一个强劲对手就是英美烟公司。在1915年以前，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本土呈垄断之势，它成功地把其中国的竞争对手扼杀在襁褓之中。简家兄弟选择了广州作为突破点，而英美烟公司对这场竞争也磨刀霍霍。

英美烟公司对南洋香烟进入广州市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手段极其恶毒。它暗中买进大批南洋香烟，储藏起来，等到香烟霉坏了，再廉价向者抛售，使得南洋的名誉大大受损。

同时，它还试图将中国的排外情绪转移到南洋身上。待南洋在广州创立分公司，它投书报纸，指责南洋与日本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外，它还向香港法院指控南洋伪造英美烟的商标，南洋吃了败仗。

对于对方发动商战的前两项，简照南无可奈何，但他在广告推销上的天分，使自己的产品不同于已立足的竞争者的产品，南洋兄弟公司才得以绝处逢生。

简照南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他积极参与慈善捐助活动。广东地区每年都有水灾，简照南组织了10艘救济轮船，上面插满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救济”的巨型彩旗，很扎眼地停泊在广东海滨大道的一座戏园前。

简照南也利用地方迷信来进行南洋公司的广告宣传。他暗中出钱让人到一些葬礼活动中免费散发英美烟，还特别收买抬棺人叼着香烟出殡，让人们产生购买英美烟会带来“不吉利”的印象。

南洋的广告宣传收到了效果，1915年，南洋的产品55％在东南亚销售，27％在香港销售，16％在中国销售。简照南在广州站稳了脚跟。

在广州取得胜利之后，简照南迅速北上，投资100万元在上海设立了雇工超过千人的卷烟厂。但整个北上的过程，却非常不顺。在汉口，英美烟公司与南洋的比例是10：1；而在天津，是14：1.

命悬一线

尽管北上受挫，但其竞争对手英美烟公司很难将其从市场上一举扼杀。在1917年，英美烟公司提出了合并的要求。颇为有意思的是，简照南一面在市场上奋力打击英美烟，抢夺市场份额；一面力促合并。在他看来，南洋兄弟身处乱世，仅以自己的这点商业资本很难独存，所以必须有所依靠。

开始，简照南试图与北洋政府合作，通过“官督商办”的模式，取得政府的扶持。然而在几轮接触之后，他大感失望。在与北洋政府的谈判冷却下来后，英美烟公司给南洋公司抛来橄榄枝，简照南异常看好与英美烟公司的合并，但在家族内部，他却遭到了激烈反对，理由是“违背爱国原则”，而简玉阶是最坚定的反对者。

简照南为何没有遵循“爱国原则”，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扭曲了家人对生意的态度，使他们义愤填膺，并幻想南洋对付英美烟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爱国圣战，民族情感成了支配商业决定的一个先决性条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简照南预言，这种思维方式将会给南洋兄弟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后一语成谶。

这场隐蔽的合并交易从1917年3月谈到11月，终于流产。

南洋公司与英美烟公司的竞争再次升级。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英美烟草再次对南洋兄弟发起舆论攻击，这次攻击的由头是简照南加入了日本国籍，这一事实让南洋兄弟顿时陷入丑闻漩涡。

1919年5月27日，简照南宣布放弃日本国籍，但还是很难平息民众的质疑。就在放弃日本国籍的同一天，简照南做了一个决定，宣布立即在公开市场发行价值1500万元的股票，每股为20元，只对国人发行。南洋兄弟股票受到欢迎，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知名企业家纷纷出资入股，简氏家族的股份从94％稀释到60.6％。

一个月后，简照南决定重组南洋兄弟公司，将总部移至上海。那一天，“五四”抗议活动也以凡尔赛条约签字而告终，对简照南来说，两个月的商战伤害了他的名声，加重了广告负担。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到了7月中旬，关于他的国籍的争论从商场转到了北京的官场。

在北京，关于南洋兄弟公司的争论也并非平地风波，早在两年前，即1917年的7月17日，新选入会的议员何勋业要求政府废除南洋兄弟作为公司的注册；而一个星期后，另一个国会议员、山西省军界代表周维藩扩大了对南洋的攻击，即解除南洋兄弟登记执照，拒绝简照南重新确认其中国身份的要求。

还有一些人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反对南洋，黄楚久代表检查促进国货委员会向农商部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取消南洋的营业执照，停止营业，并由各级政府实施禁令。按照简玉阶的说法，英美烟公司出资40万给流氓商人和职业说客黄楚久，上下打点，黄花了20万，“买通上下，出此毒计”。官方和非官方反对南洋的理由都只有一个，简照南的日本国籍。

种种压力之下，1919年8月9日，北京的农商部宣布吊销南洋兄弟公司的执照，并将其视为日本企业。

这一决定，也引发了如潮的抗议，一拨反对者是爱国华侨，在他们看来，简照南一案意味着政府禁止中国人拥有双重国籍，并第一次开始歧视海外华人。他们的抗议压迫北京政府就简照南申请国籍问题做出决定。1919年1月13日，内务部恢复了简照南的中国国籍，并命令农商部恢复简照南的执照。

辉煌时代

英美烟公司在政治上企图扼杀南洋兄弟公司受挫后，他们又尝试以战和别的商战来打击南洋，但在1920年以后的几年内，简照南仍设法提高了公司的销售额的利润。与一个全球烟草业的巨头的商战中，简照南带领下的南洋兄弟做到了稳步前行。

尽管不能说服家人接受英美烟公司的合并，简照南却说服了简氏家族，必须雇佣受过训练的专业管理人员，并在这些专家的指导下，使得南洋烟草更有竞争的实力。在1919年，简氏家族勉强接纳非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到了1920年初，简照南放弃了家族式的管理方式，他打破常规，任命非家族成员担任高级职位。

简照南聘请来曾为英美烟公司效劳的陈炳谦重组了南洋公司的财务，陈不仅熟悉西方的金融机构，也特别熟悉英美烟公司的金融策略。他成功运作了简氏家族1919年的股票出售。

此后，在1922年和1923年，陈炳谦说服了简照南和公司董事会创立了几个不同的新机构以吸收资本，包括南洋兄弟银行、一家保险公司及一家经营东南亚华侨向国内亲人汇款的汇兑机构。他运用其在上海的广泛的金融圈的人脉，又为南洋向华商银行和钱庄借了额外的款项。陈炳谦为简照南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问题。随后，简照南又将改善南洋兄弟公司生产体系的任务交给了陈炳谦的侄子陈其均。陈其均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企业管理，他笃信，如果精确地测定工人和机器的能力，就能改善生产。

陈其均在南洋任职后，负责公司在上海新建的工厂。该工厂以美国的工程为模版，钢筋混凝土的基地，支撑重型机器的硬木地板，有电灯、中心加热器、两部电梯以及完备的安全措施。中国报纸称其为“现代的楷模”。

不仅机器，原料也来自于美国，一位记者评价道，虽然南洋兄弟公司尽可以用国产，但发觉必须“楚材晋用”，即派人到美国采购机器和原材料，使得南洋兄弟的卷烟成为中国生产质量最高的香烟。改革获得了简照南的支持，1920年至1922年期间，南洋兄弟生产部门的投资翻了两番，从59万元，增加到173万元。

在此状况下，南洋又请来了前英美烟公司的买办邬挺生来帮助南洋兄弟扩展市场体系，在其努力下，南洋从英美烟手中继续分割曾经受挫的长江中下游市场和华北市场。在广告部门，也获得了能与英美烟公司媲专家，南洋公司开始散发印刷精美、引人注目的广告画。这些广告画上印有《三国演义》、《红楼梦》中著名人物，让人们收集，集全了可以换西方进口的物品，如自行车和热水壶。

除此之外，南洋还在香港、广州和上海设立自己的报纸，刊登自己的广告。南洋和英美烟公司被称为当时的“广告巨头”。在烟叶采购方面的最高职位，简照南任命了美国人格雷夫利。

从1920年开始，南洋进入了成长的巅峰期，年均利润达400万元。钱德勒在《与结构》一书中指出，在简照南的带领下，在专业人士的推动下，南洋的行政管理日渐专业化，在结构上更能紧密结合，变得越来越像西方的大企业。

萧瑟落幕

在南洋公司最辉煌的时候， 1923年，53岁的简照南突然去世。这成为了南洋公司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简照南逝后，南洋兄弟的经营日渐下滑，1924年的利润猛降到47.9万元，简玉阶削减了自己的年薪和活动经费，以表示自己对南洋兄弟的价值不如其兄长。

与简照南相比，简玉阶是懦弱的，简氏家族的几个人无视于简玉阶的管理权威和其他专业管理人员的意见，使公司交了一些代价昂贵的学费。

简照南的儿子简日华错误地操纵着南洋的烟叶采购事宜；简照南的小弟简英甫操纵着公司的财务，据南洋的员工回忆，他养了十多个姨太太，每逢出行，他乘坐的是只供高级专员和与铁路局有关系的富翁专用的“花车”。结果只能是账本亏空，由简玉阶和简照南的遗孀填补挪用的公款。

1928年和1929年，南洋兄弟巨亏545万元，后来几年虽然有所复苏，但是年度利润再没有超过60万元，仅为简照南时代的一个零头。

到1930年代初期，日军占领东北，日本烟草迅速覆盖东三省和华北市场，南洋兄弟公司进一步遭到挤压。在凶险的生存压力下，简玉阶只好向政府求援，要求将南洋变为“国营企业”，为了躲避官方和非官方的勒索，杜月笙和宋子良成为了南洋兄弟公司董事。

到1937年，简玉阶找宋子文借钱，后者掠走了南洋27％的股份，成为公司的董事长。自1905年创立后，简氏家族第一次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这一年的4月，宋子文“受邀”出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他接管众多知名本土企业的杰作之一。这一天，距离南洋创办人简照南去世已经有14年了。

“七七事变”后，南洋兄弟在上海的工厂被日本炸毁，大陆市场几乎全数沦丧。而英美烟草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中国市场。1945年，二战结束，英美烟草迅速归来，而被宋子文控制的南洋烟草已不复当年之勇，其年产量不到前者的十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按国家政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中国的厂房实行公私合营，香港分公司继续在港经营，并由上海总管理处控制及管理。1987年，上海市政府把该公司的权益转让上海实业。

1995年，原香港分公司的烟草业务，重新注册为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上海实业在香港联交所挂牌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过重组，并入了上海实业。南洋烟草的工厂设在香港屯门，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

而作为当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香烟“红双喜”。在解放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天津都设有分厂，红双喜就是那个时期开始生产的。解放后，除了天津卷烟厂外，其他卷烟厂都还继续生产红双喜卷烟，所以就有了广州、上海、武汉的红双喜卷烟。而南洋兄弟卷烟厂也在香港继续生产红双喜卷烟。这几个厂家虽然都用红双喜牌号，但他们的配方设计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今人，“红双喜”仍是个现实的存在，而简氏兄弟似乎是个遥远的记忆。但在历史的河流里，简照南的商业智慧，似昙花一现般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