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中关村的高梁路斜街，用自己的7万元开始了之旅，一家叫的小公司成立了。而今，曾经出现在这条街上的各种“个体户”都早已销声匿迹，只有一家叫“无名居”的饭馆和慧聪活了下来。郭凡生不无自豪地说起家史。

正是郭凡生，在经济理想几度夭折之后，最终在自己打造的民营企业中找到了落脚点；他一手开创的分类广告曾被列为不入流的行当之一，却借助互联网成就了最具含金量的公司慧聪国际；他力扛“知识经济”大旗，十几年间极力推崇的劳动股份制一度被人指责为“骗人的把戏”，却在今天一举打造了126个百万富翁。

“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钱的人才是白手之人。而12年前的我，拥有知识，拥有信念。所以，我不是白手起家。”在中关村，郭凡生一向以“能言善辩”著称，他提出了自己的“白手起家论”。而今，郭凡生身价已高达数亿，他却淡然了：“我从来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我的身价是多少？我被邀请去做演讲的费用是2万元。这才是我的身价。”但不爱钱的郭凡生又气宇轩昂地说：“慧聪上市之后，创造了100多个百万富翁，这在上市公司中‘前无古人’。”

第一个100万挣得很容易

郭凡生，经历过上山下乡，当过兵，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内蒙古建委研究室、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对经济学与改革理论进行了多年研究，曾提出“反梯度理论”。至今，郭凡生都以学者派企业家自居。但“学者”郭凡生在帮企业做指导和咨询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理论研究与市场现实的巨大差距，他提出的知识经济、劳动制股份等想法颇受置疑。“他们不理解，做得不好，还说你的道理不对。”此后，郭凡生还先后在北京科贸、中国工商经济咨询公司等三家国营企业中任副总经理等职。在亲力亲为之后，他却发现，国营企业的体制根本无法做事情。

当彻底发现理想在现实中无法靠岸时，郭凡生决定自己创业，他希望在自己的公司中将理论研究理念转化成企业实际运作。1991年，他承包了某公司的商情分析中心，依靠以前为企业进行信息服务的基础，开始了商情服务的探索。1992年10月18日，由郭凡生出资7.4万元，注册资金14.8万元的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郭凡生开始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将家电、计算机等的报价信息收集起来，进行分类、加工处理。

最初，郭凡生以投稿的方式在《首都经济信息报》和《计算机世界》开辟了家电和计算机产品报价栏目，后来开始油印小16开本《中国商情快报——家用电器》，面向北京家电商场发行。这就是慧聪商情的前身。由此，慧聪首开国内以商情报价为特征的商情分类广告先河。郭凡生将慧聪定位于中介机构的角色： “实际上帮商家和买家都省钱，我们再从省下的里面拿一小部分，所以这个钱挣得合情合理。”

但在中关村的许多商家眼中，这是一种最不入流的做法，遭到众多商家的指责，有一次郭凡生甚至被客户赶了出来，他又不得不“腆着脸”走回去。但在信息披露、竞争透明化的压力下，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了这种方式。于是，郭凡生轻松地挣到了第一桶金，不到一年慧聪的收入就超过100万元。“当时在中国挣到第一桶金很容易，因为很多优秀的人不来经商，市场也还不规范。现在挣钱比那会儿难多了。”

学者郭凡生终于变成了商人，但他对成本等问题仍很模糊，也开始慢慢摸索管理。但至今郭凡生都觉得创业是被逼上梁山。“其实创业的道路不是我选择的，也不是很理性。但如果太理性就会进行严密的风险分析，也许就无法创业了。”

慧聪不是网络公司

此后，国内陆续出现了类似服务，竞争激烈。郭凡生深知，作为信息服务商，将商情作为媒体来转载，成本高，传播性差。与新技术相结合，进行模式创新，成为郭凡生坚定的理念。

1995年，郭凡生希望通过广播电视的图文广播进行网刊传播，但由于技术不成熟不得不放弃。1999年11月，慧网正式开通，郭凡生也搭上了互联网的浪潮，开始确定“网＋刊”模式探索。虽然众多的。com公司追捧互联网热潮，郭凡生的名片上也印上了“慧聪商务网CEO”的头衔，但他认为互联网和电话、PC一样不过是一种工具。

郭凡生记忆深刻的是2000年春节，那一年，慧聪2000万，只有一两个部门可以拿到超额奖，许多员工纷纷离开，“那是慧聪人过的最难受、最凄惨也是最悲壮的一个春节”。他不得不将已试行“网+刊”模式的十几个专业网站推动上网，同时瞄向搜索引擎技术，请来了技术专家陈沛担任CTO，从数据库出发，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2001年，慧聪终于扭亏为盈，赢利300万。

当互联网的低潮来临时，许多网络公司CEO下马了。郭凡生一边揶揄：“网站CEO穿T恤不穿西服，是因为没钱买西服，要不就没钱把穿脏的西服洗干净。”一边连续投入1000多万在互联网技术上。2002年，慧聪联合新浪和3721，成立“中国搜索联盟”，吸引了400多家成员，与国内的搜索引擎技术老大百度相抗衡。现在，郭凡生说这一部分业务市值已高达1亿美元。

但一直以来，慧聪到底是传统信息服务公司，还是互联网公司？争议一直不断。有些业内人士根本不把慧聪看做网络公司，他们对郭凡生说：“慧聪只是个媒体，只是商情。”郭凡生对此不置可否，依然我行我素：“你们爱说什么，我都无所谓。反正慧聪做了12年了，反正我们有，反正我们公司在互联网最火的时候有钱挣，又火了我们又有钱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公司。”郭凡生将慧聪定义为信息服务商，2003年慧聪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3亿。“慧聪在中国信息服务商老大的位置上越坐越久。”

这里的上市静悄悄

慧聪曾3次，但拿到第二笔1000万美元之后，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几乎用光了，郭凡生反省自己头脑太过发热。“因为觉得钱来得很容易，但这次我们是犯了错误。”郭凡生痛惜道：“如果没有这次失误，慧聪比现在要大不止一倍，两倍也不止。”他最喜欢的一套书是《康熙大帝》，还送给每个分公司的总经理，要管理层知道“常胜不好，要善败”。

2003年12月17日，慧聪国际在香港上市。此次，郭凡生用最平和的方式对待，此后半个月中，他都没有开会向员工宣布。他以这种方式告诉员工要平和对待，他在企业内刊中写道：“不是公司不愿意跟员工沟通或是有其他问题。而是我希望大家能把公司上市作为平常事来对待，绝不因此来改变我们的心态和行为。”

但对郭凡生来说，他开始重新思索自己的社会责任：“上市不意味着我拥有了，不意味着成功，而是意味着我的社会责任加重了。不要只记得上市的高兴和荣耀，而是要在责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郭凡生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深有感触。2002年8月，郭凡生回到内蒙和13个战友聚会，他才知道其中有6个人已经下岗。其中一个战友在工地上用推车推土，每车只有6元钱，筹集供儿子上学的学费。但几个月后，郭凡生得到消息，因为付不起学费，战友服毒自杀未遂。当郭凡生回内蒙探望时，看着已经言语不便的战友，他深深触动了，问自己：“为什么你成功了，还有人下岗？”他才真正意识到作为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沉重。

“买慧聪股票的人有的是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把养老金拿进来，希望安度晚年，有很多像我这样上有老，下有小，要靠这钱养家糊口。我会善待我们的，让他们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和没有想过要得到的东西。”这是郭凡生在慧聪的上市庆功会和年底员工大会上都说过的一段话。“这话出自人性，我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样做的，这算不算是我的人生观呢？当你突然要找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候，你突然找不到了，但是在你平常的生活中，是有这样的一种表现的。”

一次了不起的管理革命

“我尽量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平和，在平和中找到一种稳健，在稳健中找到核心竞争力。”如今的郭凡生，认为自己已经过了名利关。而他所找到的慧聪核心竞争力，就是“知识股份制”的制度安排。

多年前，郭凡生就尝到了知识拥有财富的甜头，大学毕业后他写了7本经济研究的书，1983年就拿到了每本书4000多元的稿费。早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他就认为劳动者应共同占有财产，应当推行劳动股份制、知识股份制。创立慧聪后，他就想把理论付诸行动，慧聪章程中规定：“任何人的分红不得超过总额的10％，股东分红不超过总额的30％，每年分红的70％给不持股的职工。”他一直在为员工勾画着百万富翁的梦想。

但在许多员工眼中，这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离开的员工曾抱怨：“你在用这种方式骗人。”但是，到上市这一天，这个乌托邦终于变成了现实，有126 名员工通过股票分红的方式成为了百万富翁，他们在慧聪的平均工作年限是6年。郭凡生终于在12年后证明了自己的承诺，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个上市公司一下子创造了这么多的百万富翁是‘前无古人’的，也许有的创造了几个亿万富翁，但创造的百万富翁绝对没有这么多的。好的企业制度把笨人变聪明，把懒人变勤奋。”

在知识经济中，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从资本规则开始向知识规则倾斜，这是中国企业知识经济宣言的重要结论。张维迎曾评价：“如果慧聪的成功在郭凡生之后就没有了，那只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创造出来的故事，但是如果变成一种成熟的制度，就会是一次了不起的管理革命。”

“让知识拥有财富，用学习改变人生。”思索了多年的郭凡生终于总结出了慧聪的企业文化，他希望有更多的员工像自己一样通过知识成为百万富翁。 “在慧聪，有100个人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还有几百个人看到了这个过程，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人要经历这个过程。我要让所有的员工知道，想拥有财富，就要通过学习来改变人生。”

郭凡生实现了许多人成就财富的梦想，但他却不再有梦。“有梦就有负担，我尽量不让自己去纺织梦。”一向以能侃出名的郭凡生却不喜交际，不喜欢高尔夫等活动，生活简单有规律，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跑完步洗个冷水澡上班工作，按时回家吃晚饭，陪家人。闲暇时养鸟养花，甚至养蝈蝈儿和蟋蟀，在田园情趣中寻找平静和悠闲。郭凡生说这就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