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多次危机、接班人付之阙如的情况下，绿城董事长宋卫平作出了放弃大股东位置的选择。跟他同样具有超乎常人赌性的孙宏斌，接过了权杖。这是中国房地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起收购，1990年代末跟随房地产浪潮崛起的绿城的命运会如何改变?

宋卫平一直有个愿望——想做个赢钱的赌徒。他是桥牌高手，出版过攻略书籍。这些年由于偶然性因素以及公司原因，他的牌运并不太好。“没法专心赌钱。但我肯定不会赌到要还债的地步，一切都在可控中”。

“我真不在乎卖多少钱。”5月17日下午，杭州玫瑰园酒店，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坐在酒廊里，向一位远道而来的北京股东大声强调这一点。

酒廊外，细雨蒙蒙，一对新婚夫妇打着伞彩排婚礼。香槟与气球，人群与狂欢，渐渐淹没了宋卫平的声音。有一两位参加婚宴的客人，认出坐在角落的宋卫平，偷偷掏出手机拍下发朋友圈，并配上一两句惋惜：有梦想的人总是很悲伤。

宋卫平有可能是中国企业家里最情绪化也是最文艺范的一个。他热衷于谈论历史、文学、媒体、建筑等话题。他对于建筑品质的极致追求，及其亲自撰写的文案和项目名，无一不符合中国中产阶级对于精致生活的美好想象。但他也由于对于规模的偏执，及超乎常人的赌性，一次次将绿城这家企业带到悬崖边。

过去七年里，宋卫平的破产传闻比中国任何一个开发商都多。但没有人能够猜到，宋卫平与绿城的故事将划上这样一个句号。自从5月15日传出融创收购绿城的消息以来，不少绿城的粉丝纷纷跑到绿城项目拍照，并把照片发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表达对这位即将失去绿城控股权的企业家的“哀悼”之情。

接待完股东，在约见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前的间隙，宋卫平低着头看手机。这两年老花眼愈发严重，让他不得不忍痛把用了十几年的摩托罗拉旧手机，换成了iPhone4s，并让人把字体调到最大，但这部智能手机里没有装任何应用，他只会看最传统的短信。念旧的他还会怀念那部老摩托罗拉：“苹果还没那个好用!”

这两天是他这部手机有史以来最繁忙的两天，尽管他竭力避免在任何公开场合谈论这次股权交易，然而朋友、客户、投资者和记者的短信仍旧纷至沓来。收到的200多条短信里，哀叹有之，惋惜有之，不解有之，这让他有一种提前开人生追悼会的错觉，“能在生前看到别人给自己的基本评价，感觉很奇妙。”

也是这天下午，绿城中国发出收购公告的第二天，宋卫平单独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小心翼翼地透露了绿城集团股权变化的原因。宋卫平更想向外界表达，自己能坦然接受这一切。

“我心里也是有悲凉的，我可以在绿城坚持下去，且可以奋力之后活下去，但意义何在?”这位以偏执和赌性闻名的天蝎座企业家称：“不如舍去，得到一份自由。”

“我一直想做个赢钱的赌徒，但失败了，”宋卫平说，这就是命运。

接班人谜题

2013年新加坡路演回来，61岁的寿柏年在机场突感不适，嘴里吐出大量黑色液体，等送到医院才发现，寿的胃大量出血，超过1500cc——相当于3个矿泉水瓶的血量。

在中国房地产业从烈火烹油到冰河时代的快速切换中，绿城再度化险为夷。2013年，绿城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全年完成销售金额651亿元，净负债率维持在67%的低位。

无论怎么看，宋卫平领导着绿城已经趟过了生与死的界河。外界也以为，宋卫平会带领绿城走向常态，步入稳健发展的成年。

在2013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一次采访时，宋卫平也称，很快绿城就不会成为新闻的一个来源，因为绿城能够活下去。

但在2014年5月，宋卫平出人意料地决定转让绿城股权给孙宏斌。这是中国房地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收购，其规模将超过此前另外两宗著名的并购——万科地产收购南都、路劲收购顺驰中国。

宋卫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在进入房地产行业之初就在想退出，创业之初，他曾跟员工说，做五年挣够了钱就退出——这得到了他的一位老部下的确认。等到了第五年宋卫平想退的时候，发现手底下已经有七八十个员工。退了员工怎么办?“于是再做吧，再做吧，再做吧”。

如果有接班人，也许宋卫平不会做出这个选择。

过去两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集体步入准接班阶段。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朱孟依将25岁的女儿一步步推到董事局副主席的位置，宋卫平的同乡娃哈哈老板宗庆后也将企业管理放手给其女儿宗馥莉。

但在绿城，接班人话题显然很敏感。因为宋卫平本人没有子女，他过去尝试培养过的一两位接班人，也都不尽如人意。

一位比较了解宋卫平的人说，老宋欣赏和他一样性格的人，聪明、直率，有点偏执，牌技高超，但是他一定会尽量挑一个有战略眼光、优点缺点不明显的人来接班。

绿城的确因为缺乏“战略眼光”而备受煎熬。一位宋卫平身边的人士则称，这两年的调控也把老宋折腾累了，房地产公司远比以前难做，这让他心灰意冷;寿柏年的身体不佳，以及2014年3月份和投资者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情，更直接让老宋下定决心出售绿城股权。

寿柏年是宋卫平的大学同学，绿城的第三大股东，被称为“宋卫平背后的男人”。他身材高大，为人和气，但罹患腿疾多年，接受采访时还总是不听使唤地抖动手掌。寿柏年负责绿城的资金事务，这位2006年以前还从没接触过资本市场的高管，在过去几年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尤其在绿城的资金链危机中，寿柏年一直在替宋卫平还“债”。

2013年新加坡路演回来，61岁的寿柏年在机场突然感到不适，嘴里吐出大量黑色液体。等送到医院时才发现，寿的胃大量出血，超过1500cc——相当于3个矿泉水瓶的血。寿柏年夫人当天即致电宋卫平，说：“老寿的身体真没法在一线扛下去了。”宋卫平身边的一位人士称，当时这件事对他刺激特别大。

其实早在2009年绿城遭遇资金链危机时，寿柏年就曾考虑过退出。在一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称当时中海托人找到他，表达过收购意向。那次采访中，他称自己已经60岁了，精力远不如从前，总要有人要接班，公司内部却没有理想的接班人，而放眼中国国内房地产企业，不管是万科、中海、保利还是龙湖，与绿城的企业文化及公司定位差异都太大。

可以肯定的是，绿城在接班人问题上腾挪空间已经很小了。前不久，宋卫平的好友马云还特别对宋说，这是你们的问题，谁让你们不早点准备，现在再去找接班人，至少要三五年的磨合期——即便在那些以稳健著称的大公司，姗姗来迟的接班人也往往给公司带来内耗和动荡。

绿城正在为没有及时培养接班人付出代价。寿柏年向宋卫平提出退出的时候，宋卫平说，“我和老寿是一致行动人，我不退老寿也退不了，权衡再三，老兄弟共进退吧。”

宋卫平其实也可以不退出。就算年过花甲的寿柏年执意退休，宋卫平大可从容地在绿城再做上三五年。可他称，中国房地产复苏之路漫长无涯，绿城除了在生死线边缘煎熬，他也无从破局，“这一两年没看到政策松绑的可能性。”

“你看我们六年前无锡买的地，如今变成了巨大的库存压力——供货量70亿，绝大部分都没卖出去。我们湖州开发的房子也不贵，但买房子的人，都在哪里?”宋卫平摊开双手叹息，绿城过去的客户——小企业主们要么移民，要么没有钱了，“放眼望去，除了马云的IT业，没有哪个行业挣钱。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得到更好的帮助，做不好企业家们都只能跳楼上吊自杀，环境太残酷了。”

另一方面，最近一年他尤其重视住宅之上的服务和医疗配套，曾计划把这部分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但部分股东对这些资产定价过低，这种分歧直接让他萌生退意。

到 2014年4月，宋卫平和孙宏斌已经开始思考转让股权的可能性了。囿于香港联交所相关规定，宋卫平并未透露具体的交易细节。不过有知情人士称，第三大股东寿柏年将出售大部分股份，宋卫平出售部分股份后，将降到20%以下，退居为第三大股东，而孙宏斌将取代宋卫平，成为控股股东，但股份不会超过30%。

根据绿城2013年年报信息，截至2013年底，绿城中国的股权结构为：董事长宋卫平及其配偶夏一波共占25.11%，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寿柏年占17.81%，副董事长罗钊明占5.33%。2012年6月8日，绿城引进九龙仓后，至2013年底，九龙仓占绿城已发行总股本的24.32%，为其第二大股东。

绿城教父

他是一个事必躬亲的暴君。

过去二十年，脾气反复无常的宋卫平是绿城的教父和灵魂。绿城的理念及实践都是由他来主导，他不忌惮主动挑起与对手(如万科)争端，也不害怕冒险的生意(狂热拿地)。与大多数同量级人物相比，他显得更大度，也更有文人情怀。

但他又是一个事必躬亲的暴君。“公司所有人都被他骂过。他骂的事情肯定是对方做错的，但骂得不留面子，连一些董事会成员都很难堪。”一位绿城的员工说。

中国旅游地产服务集团副总经理王路回忆起职业生涯中最崩溃的一次遭遇，是在2006年杭州见宋卫平。在候场两小时后，他介绍40页内容，没想到2小时内，宋在每一页中指导王路的行文用语。指导完毕，宋要求改天汇报项目，因为已安排内部培训。

远道而来的王路决定坚持继续汇报——在会议室外继续候场2小时，终于等到机会。晚上11点，王路汇报完项目出来，发现还有4拨人等着宋卫平。

宋卫平的这种苛刻使绿城成长为中国高端住宅的领先企业之一。在杭州相同地段的房子，只要打上绿城的标签，可以比其他楼盘高出 20%的价格。在这座城市，普通人的梦想，都是能买一套绿城的房子。

绿城的崛起，既依托于宋卫平的强人管理风格，也源于其赶上了中国房地产业从1990年代末开始勃兴的浪潮。

宋卫平1958年出生在浙江嵊州，自小随父母到舟山谋生。20岁时，恰逢恢复高考第一年，在浙江美术地毯厂织手工地毯的他，考取了杭州大学历史系，与后来的绿城集团副董事长寿柏年是同班同学。

寿柏年向南方周末回忆，宋卫平不喜欢钻研故纸堆，正相反，“他是个愤青，那个年代正值改革，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希望中国能够走上民主、法制和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