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绑架我”

低调是黄廷芳生前身上最大的标签。1928年，黄廷芳出生于福建莆田。6岁随其父到新加坡，开了一家酱油厂和杂货店，专门售卖干货、腌制品和莆田特产。

黄廷芳二十多岁时决定出来创业。第一项生意是开杂货店，但他失败了。根据《新加坡的领袖》一书记载，“贫穷跟随着这次失败而来”。

随后，黄廷芳重返酱油加工行业，积累了一点本钱后，改行进入房地产业。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在新加坡华登岭建了72间排屋和半独立洋房。

上世纪六十年代，房地产惨淡，不少开发商破产，房地产当时被称作“房地惨”。房子卖不出，就像是一只脚踏进泥潭，再走一步就会整个人陷进泥巴里。

当时，华登岭一带每逢下雨就会淹水，那里的屋子很难卖。黄看准时机以低价买下地皮建房。再以每栋10万新元的价格出售。当时以这个价格出售洋房，很具吸引力。由此，他赚到第一桶金。

坊间的一个说法是，黄此前当过的士司机，他动员了500名的士司机合资，才买下那块地。

黄廷芳了解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他曾说，“如果你要在房地产业发展，你是不可能在所有地区都投资的。只要你打开地图，到一个你看不到面积，可是却看得到名字的国家，就是最好的投资地点。”他指的就是土地稀缺的新加坡。

在外人看来，黄迷恋土地。他经常在半夜拿着手电筒，独自一人，在买到的地皮上散步。“既然土地有一半时间是在黑夜度过，必须不分昼夜到那里探索它们的发展潜能。”他也经常花上数小时，细心研究建筑图案和亲自到场地监督工程。

上世纪七十年代，黄廷芳遭遇了其第一次危机。新加坡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行动，以抑制当时已经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市场由此陷入低迷。

黄廷芳受到影响。他转战香港，在那创办了信和集团，继续地产生意。在香港的经营思路几乎与在新加坡如出一辙，他看上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却无人问津的荒地，大片买入，获利颇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因未来前途问题导致经济低迷，令信和集团大受影响，亏损超过10亿港元，几乎到破产的边缘。

在房地产业最为凄惨时，黄廷芳曾和另一产业大亨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们指责媒体“搞垮”了地产市场。结果，现场媒体强烈抗议，称房地产价格是因供需变化而起伏。黄最后不得不整晚一桌一桌地向在场记者道歉。

当黄廷芳刚喘过一口气，便继续在香港购买地皮。1997年香港回归时，黄是唯一受邀见证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新加坡商人。

“不要在房产市场蓬勃时才进场，市场疲弱时就退场。”他称自己要做一名“全天候创业家”。

这样的理念帮了他，他最早在新加坡开发的价格10万新元的洋房，在政府改进了沟渠系统后，成为黄金地段，涨到了450万新元。而信和集团现在是香港主要地产发展商之一，居香港地产前四强，为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之一。

富贵之后的黄廷芳却变得异常低调。他交代公司职员，即使迎面相遇，也不要跟他打招呼或问好。

一名前远东机构职员曾公开表示，黄廷芳很少主动与人打交道。他的办公室采用的是暗玻璃墙，大门常闭。

他害怕更多的人认识自己。他曾接受一家媒体访问，摄影记者在旁边拍照。保镖突然把相机抢过来，交还相机的条件是不得刊登照片，“否则采取法律行动”。

黄廷芳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到纽顿小贩中心吃碗两块钱的面。他不让自己照片出现在报章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吃面时不安全。他曾袒露心声，“人们一旦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有钱，有人就可能会绑架我”。

他同时担心家人的安危。另一位长期观察黄氏家族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黄廷芳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绑架盛行，人人自危，更别说有钱人”。

有段时间，黄廷芳发现自己的车子后面总跟着一辆红色的小车。他立刻换了车子颜色。随后，跟踪其的红色车子也消失了。当地媒体称，之后他对红色有了恐惧感，由此更加厌恶人们知道他的长相。

现在新加坡被看作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黄廷芳去世至今已经两年，但谨小慎微的风格却仍牢牢刻在远东机构身上。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远东机构公关负责人说，“我们不能透露任何关于黄氏家族的信息，这是一贯做法。”

中国市场的诱惑

黄氏家族因为神秘，在新加坡企业界保持着一份特别的“魅力”。2012年5月，在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的开学仪式上，校董事会主席黄志达只用不到两小时便为该校奖学金项目筹集到1000万美元的捐款。

尽管视野更开阔，思维也比较西化，但黄志达兄弟却一样继承了父亲低调的风格，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们并不刻意。

2011年底，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推介自己中英文版的新书时，宣布个人捐出1000万新元(逾5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一个双语基金，希望大力加强学前教育机构教导双语的能力。黄志达获悉这一消息后慷慨捐出500万新元。

黄氏家族有着“中国情结”，从来都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厦门是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当厦门刚刚开始出让土地之时，黄廷芳就带着儿子来了。他以压倒势的价码竞得厦门推出的五块地皮中的四块，现在价值飙升。

远东机构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回复中称，信和集团先提出进军中国内地，而后远东机构跟进，一开始是借信和集团的平台进行投资。

根据信和集团的财报，截至2011年底，其在内地的土地储备达283万平方米，在重庆、上海、深圳、广州、厦门、福州、漳州和成都等城市都拥有项目，但是272万平方米即96%的储备尚未完全开发。

这意味着，由于市场低迷，向来大胆干练、喜欢当“地王”的黄氏家族也被深套，只得静观市场变化或另寻突围机会。

2011年3月，福建代表团访问香港，得到了黄志祥为主的闽籍商人的款待。一个月后黄志祥到福建考察，得到了省领导们的热情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黄志祥还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新加坡2011年商业房地产投资交易总额达到91亿美元，取代香港成为全球商业房地产交易活动最热城市第五位。大量中国买房客也涌入该国。据全球领先的房地产顾问公司高力国际发布的研究报告，新加坡私宅市场买家接近30%来自中国。投资海外房地产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地的限购政策。

2012年7月，远东机构携其在新加坡的三大项目在中国上海、无锡、昆明、杭州、深圳、福州、北京、沈阳、成都和重庆进行巡展，产品正是黄氏兄弟推出的包括公寓、SOHO、联排别墅在内的“整体性生活环境”系列。

据介绍，中国买家在新加坡投资房地产更倾向于豪宅项目，尤其新加坡最繁华地段的乌节路成为了置业热门地段。

而黄廷芳生前曾被称为“乌节地王”，原因是在这一新加坡商业心脏地带，约九座购物中心、三家酒店、一栋服务公寓，都由黄氏家族直接或间接拥有。这还不包括其兴建中的公寓，以及握有的地皮。

“除住宅外，我们是新加坡最大的酒店和酒店式公寓业主运营商。”远东机构总经理邓英明曾公开表示，公司正在抓紧寻找合适的机会到中国内地拓展酒店业务。

中国的办事处正进行包括品牌推广在内的市场营销。他们希望建立和管理一个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以满足住宿和商业客户需求。

为此，他们正在寻找机会，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合资方式。他们还和另一家知名的新加坡系地产资本——凯德置地一起参与了上海来福士广场的投资。“内地土地成本不便宜，操作透明度不高，我们只能寻找机会。”邓英明也公开了顾虑。

2012年8月，远东机构将酒店业务分拆注入远东酒店信托，以7亿新元(约36亿元人民币)的募资规模在新加坡IPO(首次公开募股)，为该国年内募资额最高的新股。

这一事件引起市场强烈关注。香港首富李嘉诚随后决定分拆旗下的一只基金，以人民币计价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方式在新加坡上市。

虽然在市场上的表现仍是积极进取、善于创新，但黄氏兄弟时代的远东机构和信和集团是否真正比黄廷芳时代更能经受“颠簸”及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现在还没有人——哪怕他们自己——敢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