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跟自己说，要是我赚到了那么容易的钱，就没办法再去赚吸管这种艰难的钱了。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坚决不投机。”

表面上看，楼仲平简直就是江浙商人的典型代表，瘦小精明，谈到生意就滔滔不绝，你不插话他几乎停不下来。但是，他身边的人和他自己都极力否认这种评价。这和楼仲平的“双童吸管”最初带给人们的感觉差不多：“一根吸管做成全球第一，这是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传奇。”人们一开始会如此评价。

时代赋予这个国家的类似传奇还有很多，尤其是在江浙这片自古鱼米丰饶之地，比如打火机大王，比如纽扣大王，比如拉链大王，他们都如同楼仲平办公室里那幅“以小搏大”的书法一样，是这片土地在过去20年蓬勃生长后的沉淀，阐述或者证明了适合这片土地的一种生存智慧。

然而，楼仲平不愿意将自己还有他的双童吸管列为某种事例的代表。他坚定地认为他以及他的双童吸管是不同的，甚至和中国大多数做生意的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在他看来，后者大多是这片土地上莫名其妙生长出来的另类生命，与整个环境保持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决裂态度。

而他在一片面积仅为18亩的土地上设计建造了工厂、生活和家。他把他的这种设计叫做“立体式土地利用”，他的工厂下面有仓库，有蓄水池，还有5个废水处理池。他在8层高的小楼里随便打开一扇管道井的门，指着里面整齐排列的水管道解释说：“普通的建筑楼房只有上下4根管道，我的设计里有14根。”通过这些管道，生产中加热环节产生的余热被收集起来送到需要保持25℃恒温的弯头吸管车间;干净的冷却水则供应员工宿舍洗澡之用;生产制造的废水经过5道工序的处理最后用来冲马桶和洗车。

楼仲平有时候就像一个极度抠门的小老板那样，算计着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分钱的利用价值。但是另一些时候他又似乎是不计成本。他在生活楼的每个房间都装上了可以直接从水龙头饮用的纯净水系统，这套系统在2003年只能进口。那一年，他不仅为员工宿舍装上了几百块钱的水龙头、1000多块钱的防盗门，甚至墙上还一定要选用120多块钱的铜质挂钩。

楼仲平的理由是，选用品质最好的东西才最节省。他十分自豪地对参观者说，直到目前这栋大楼还没有换过任何水龙头这类五金件。他使劲摇动员工宿舍的不锈钢上下床说：“这套床是固定在这栋楼里的，我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按照用一辈子的标准来设计和建造的。我们买过外面的上下床，但是都不够结实，后来我就找了专门的师傅做，每套算下来要6000块，但是结实耐用。”

楼仲平喜欢说的一个数据是“双童吸管用18亩的土地创造了相当于当地260亩土地的价值”，这句话一半是夸耀，一半是批评。因为他相信土地和粮食一样，浪费是有罪的。

在这块比足球场大不了多少的地方，楼仲平建了两栋楼，一栋是生产车间，一栋就是那个8层高的办公、生活楼。剩余的空地看起来还绰绰有余，栅栏围起来的院落里有不少果树和一簇簇不知名的绿植。门口还有一处人工水塘，里面据说养着甲鱼，入冬时节水面平静，看不出什么动静，但是人们都说到了夏天池塘边种下的荷花迎风开放，风景甚好。从外面看，把这里当做一处私人庭院也没什么不妥。

楼仲平已经习惯参观者的惊讶。双童吸管最先吸引媒体目光的，不是小吸管本身和“全球最大”之间的落差性冲击，而是18亩土地上的奇巧设计。双童出名就是人们先听说了一个善于循环利用的工厂，后来才知道这个工厂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吸管制造企业。

从车间里每一台机器的摆放位置，院落里每一棵树的大小，到看不到的电线接头、水路走向，包括废水处理系统，直到最后的装修，楼仲平是一个人完成的。每位参观者的第一感受都是不能相信一个完全没有建筑学基础的人能够设计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当楼仲平随手从办公室的书架上拿出厚厚一摞设计图纸的时候，参观者的心里更只剩下感叹。

十几年前，楼仲平利用电子商务将双童吸管带进全球市场，并且以外贸优势快速领先了同行。楼仲平对这段日子难以忘怀不仅因为事业的蒸蒸日上，最重要的是，那个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最初，桑原道昭是楼仲平的一个普通客户。1997年楼仲平认识他的时候，这个日本老头儿已经70岁了，那年中秋节他住在楼仲平家里度过;过了两个月，桑原道昭再次来到中国，仍然住楼仲平家。桑原道昭在美国待了45年，会说一点汉语，他和楼仲平交流做生意的看法，用日本人的视角和思想解读节能环保、节约土地、如何对员工好，这些东西令楼仲平感到新鲜和亲切。他开始对另一个民族的自律、勤奋和谦虚感到吃惊，于是，32岁的楼仲平和70岁的日本老头儿桑原道昭成了忘年交。此后桑原道昭每次到中国来和楼仲平每次到日本去，都变成了楼仲平的学习之旅。

2011年3月14号，84岁的桑原道昭去世了。楼仲平连发8条微博感谢和纪念这位对他影响至深的日本人。参观双童工厂的时候，楼仲平会特意指出来，某个屋子曾经作为桑原道昭在中国的办事处，而且保留至今。

熟悉楼仲平的人说，楼仲平不像是义乌人，也不像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商人，他越来越像一个日本人，他身上带有日本商人的坚持和较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有时候这种执拗让人发笑，但是更多的时候，人们还是忍不住肃然起敬。

两栋楼的楼顶上种着蔬菜和果树，搭好的葡萄架下常年摆着烧烤炉，据说，在南方晴好的夜晚，楼仲平会和他的员工举办热闹的派对，红酒和烧烤弥漫的香味交织着南方特有的湿润空气，能够带给参与者一种非工业的柔软和浪漫。这种情怀让人无法和看似拘谨的楼仲平联系在一起，但是所有的参与者却又非常习惯，他们把那种聚会叫做樱花之夜。

从农药瓶到四头猪

Q：有个报道说你在做吸管之前的15年里做了十几种行业都一无所长，这是为什么啊?

A：太活跃了。看到能赚钱的都想试试，想法太多。就因为这个过程得到了太多教训，后来再做企业就很坚定。前面该走的路都走过了，到了做吸管的时候就知道需要专注了。

Q：那些都失败了?不会吧?

A：对。基本上是。最早是收农药瓶。看到地里有农药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可以卖钱，后来跑到农药厂一问，还真的可以，5分钱一个。我叫了我的两个兄弟，到人家地头啊、房檐下找农药瓶，把整个四邻八乡的全都捡完了。两三百个农药瓶，七八十里地，用一个独轮车拉到农药厂，卖了10块钱。我跟我哥一分，我那3块钱买了一双解放鞋，那是我买的第一双?鞋。

Q：这件事做了多长时间?

A：忘掉了。当时一看觉得这东西既然可以捡，为什么不能收购呢?我就跟我二哥拉着独轮车去收，两分钱一个，最后我们的房子里堆了一大堆，一直收到两个人中毒为止。那时候农药毒性都很强，差一点人都死掉了。后来父母干预，绝对不让干了，这是第一个行当。

Q：那时候你有多大?

A：反正初中没毕业。后来学也上不下去了，因为家里太穷，没饭吃，学习也不好，就整天想要出去。我7岁的时候曾经逃难到江西，奶奶就死在那边，到了那边，自己偷偷躲在大山里垦荒，搭一个茅草棚，虽然很辛苦，至少有饭吃，所以就一直想要出去。义乌这里太穷了，所以到了14岁，死活要出去，我记得老爸不肯，我就跟大哥商量，我说我赚了钱一半给?你。

Q：靠什么赚钱呢?

A：我们叫“鸡毛换糖”，某种程度上和讨饭差不多。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吃到哪儿，挑着一个框子，一边放着一块糖，用做木工的刨子敲一敲，一敲一片—— 义乌有榨糖的传统——用糖换来的鸡毛，好毛挑出来做鸡毛掸子，剩下的用绞刀绞碎，在地边挖一个大坑，把鸡毛铺到下面，然后把家里的人粪、猪粪挑过去，一层层地混起来压紧，再用田里的污泥倒上去盖好。半个月后发酵了，鸡毛就糜烂了，挖上来稍微晾干，一个一个的搓起来，搓得像小汤圆一样，再放到晒场上晾干。大概过上三四个月，早稻开始分穗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小竹筐，一根带子扎起来，一棵稻一颗球。这就是肥料，因为义乌的地是很薄的。

Q：能赚钱吗?

A：当时利润还算比较丰厚。我刚开始一次能赚几十块钱，到1980年代能赚到两三百块。但很辛苦，都是在人家农闲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能做。150斤的鸡毛挑着走百八十里地，有时候过夜就在人家屋檐下用茅草盖着睡。后来收鸡毛的过程中，还顺带地收乌龟壳、甲鱼壳、破凉鞋、破蓑衣——蓑衣可以搓绳子—— 后来我就到景德镇去了，拉着编织袋，摇着拨浪鼓，感觉比挑担子效率高多了。中间看到人家做氢气球，觉得又有趣又能赚钱，又赶紧回家做氢气桶。那时候做氢气桶炸死的人很多，到工厂找亚硝氰氨跟铝，水放进去产生氢气，桶就是一个铁管，两头用电焊焊死，装一个头，也能赚一点钱。

Q：也没做长久?

A：没有。后来看到扬州人卖牙刷，边唱边卖，又觉得好玩儿，就到扬州拿牙刷卖，后来发展到看到电子表就搞电子表，看到计算器就搞计算器，看到石英表就搞石英表，光走私品就干了十几行。那时候缝一个像腰带的长条布袋，把电子表一个一个装进去，再围到腰上，从漳州上火车，到义乌下去卖。

Q：被查到过吗?

A：当然有。没几天就被查到没收，但是这东西诱惑大，没收了再回去。后来还做过牛仔裤之类的。总之看到什么好就倒什么。那个时候有一句话怎么说，十亿农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