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则是黄宏生第三次革命的开始——53岁，还不算老——苹果公司应用副总裁托德离开苹果选择自主创业进入密码锁行业时已给54岁了。

谈到“革命”，人们常会提起以蒸汽机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递进式的革命，让人们从起初对物质层面告别匮乏走向丰厚的关注和喜悦中，不断注重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优化，以及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革命大抵都有异曲同工之处。“2009年是创维的拐点年。”创维集团副总裁杨东文7月6日对记者说。他说的“拐点”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靓丽的年报——累计销量和营收雄居家电业第一位，产业和产业链的转型——从CRT到平板电视以及涉足液晶模组产业，跑赢——过去一年财年创维海外业务营业额同期增长逾四成。当然，第四个层面——黄宏生出狱，应当是最重要的一个拐点，只是杨东方不方便讲而已。

创维年报显示，创维董事会由8名成员组成。其中5名为执行董事，分别是张学斌、丁凯、梁子正、林卫平、杨东文，3名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分别是苏汉章、李伟斌、偰正才。其中最大持股人即为黄宏生之妻林卫平，持有创维9.06股，占创维总股份的近40％。按照2009年7中旬创维股价的均价2港元来计算，黄宏生家族所持创维市值超过18亿港元（约15.8亿元人民币）。

“胡润百富榜”上的黄宏生（家族）

中国有了富豪榜一共是10年的时间。在1999年至2008年的胡润百富榜上，黄宏生只缺席过2001年。2001年初，胡润到深圳拜访黄宏生，黄宏生正为“陆强华事件”而焦虑万分，忙得焦头烂额。他向胡润聊得最多的也是他过去创业的艰辛，屡败屡战的悲壮。

黄宏生经历过几次的心态嬗变和长达五年的牢狱之灾后，这样的情景不可能再次上演，黄宏生像杰弗里•扬对乔布斯的分析一样“深刻明白自己并不是所执掌公司里唯一重要的参与者”。他对财富本身的理解自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三个层面的“拐点”上走得更远是黄宏生的新革命的重心。事实上，比革命本身更重要的是实现革命的途径。黄宏生的未来的权力策略是继续“以放代收”。

创维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梁子正7月8日表示，不久的将来创维有意分拆数字机顶盒业务到A股上市，筹资规模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尽管创维的机顶盒业务在上一个财年的营收达13亿港元，占公司整体营业规模的8.5％，其中大陆市场营收超过9亿元（同比增长28％）。但分拆上市的主要目的显然不在，而在于管理层的“分流”和激励。

分拆上市如今似乎是中国资本市场蔚然成风的一道独特景色。远的不说，最近分拆上市完成的案例和意向案例便有搜狐分拆游戏业务、中华网分拆软件业务、分拆网游业务、芒果网从香港中旅分拆等。为什么要分拆上市呢？有人说是为了分散风险，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说法听起来不无道理，但却是在隔靴搔痒——如果一家企业集团的整体风险控制能力乏善可陈，将鸡蛋放到再多的篮子当中也将无济于事——因为放进去的可能是坏鸡蛋。一个“反面”的案例是，如果单独排名，“百年老店”通用电器（GE）有至少13项业务均可进入《财富》杂志每年所评的“全球企业500强”，但它只有一家，中国本土的一个类似例证是，、支付宝同样使赚了个盆满钵满，但它们至今没有从阿里巴巴中分拆上市……

换句话说，黄宏生所言“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当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中国人太爱创业了。而分拆上市是满足这一需求的一项上乘选择。为具有强烈冲动的经理人找到了出口，这种“有限度的独立门户”自然事半功倍，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香饽饽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一年前就有分拆上市的计划了”梁子正说。

中国企业界于是有了两个“黄宏生”。一个是被大众符号化的“静态的黄宏生”——习惯戴一幅无框眼镜，语速很快、做事强硬、触犯过严格的香港法律，人们甚至轻描淡写地用“大起大落”四个字就把他创业20年的经历说完了。另一个是真实的“跃动的黄宏生”——在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来，不断反思，用10年的时间（2000年至今），苛刻变宽容，激进变冷静，他甚至对佛学萌生兴趣——没有什么比蹲过大狱更懂得有序蜕变了。唯一不变的是，黄宏生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他常说：“宁作痛苦的人，不作快乐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