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梦想的领导者，一个有民主作风的领导者，一个曾有着众多心腹的领导者，一个技术型的领导者……最终为何会沦落到被扫地出门的地步？

走出深圳华强北路的写字楼时，深圳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刑青抬头望着夜空，心中一片颓然。他还没搞明白：自己一直都有着远大的志向，作风民主，并不缺乏领导者的魅力，在对待下属和员工的态度上也从来都是关怀备至，可为什么公司还是在竞争中越来越显露颓势，而自己，最终也被投资方扫地出门。到底是自己做错了，还是别人做错了？又错在了哪里？

时光回溯至2006年，那时，高力传媒研发的网络电视软件已经成为国内知名度较高、用户数较多、覆盖面较广的P2P网络电视软件。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下载量就突破1000万大关，并在随后几年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基于网民对于网络电视方面的强大需求，其长久以来都荣居搜索风云榜热门搜索TOP50，软件类排名TOP10。

而当时年仅26岁的刑青就是这款软件的主要研发者和高力传媒的主要创始人。2005年2月，北京的一家VC投入了第一笔100万美金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一个月后，高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注册并成立，实现了从团队到公司的成功转型。不到一年的时间，该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90多名员工、其中包括50多名优秀技术研发人员的公司，而其办公地点也从关外民房搬到了华强北路的写字楼。在那之后的两年时光里，是网络视频网站大发展的两年，高力传媒的发展也非常迅猛。这是刑青和他的团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一群年轻人没日没夜地加班处理各种问题，团队的氛围非常好，视频行业内无人不知高力传媒，公司的所有人都感到自豪。刑青的梦想是在中国做一个类似于像YouTube一样伟大的公司，而后者被google以16.5亿美金高价收购了。

不断变幻的梦想

高力传媒的曲线是从2008年中开始发生变化的。当时，其第一笔——100万美金已经基本花费殆尽，而第二笔融资却迟迟不能到帐。随着几个月后的经济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公司一时又难以找到大规模的模式，缺乏管理经验的刑青虽然一直佯作镇定，不断的努力鼓舞士气，但其实骨子里已经有点慌了。他不断试图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捷径来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每次动心去尝试所谓“捷径”的结局总是惊人的相似：想要解决的问题没能解决，不想要的麻烦却带来了一大堆。此时，如同很多成长期公司的命运一样，高力在原来高速发展掩盖下的问题终于开始显露。

“刑总后来有个致命的弱点，他喜欢向部下描述辉煌的未来，即便那个未来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在员工大会上，他还常向大家透露一些还没最后敲定的大生意，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很快会大功告成。他向董事会也做同样的报告，结果那些大生意大多没有做成，而他却在董事会里失去了威信。”高力传媒的员工小刘事后这样评价。

除此之外，公司的运营思路也开始出现突然被反复调整的状况。2008年初，领导团队确定了要走媒体化道路，此后就一直调来调去，没有定论。一会儿说要保流量，一会儿说要冲收入，一会儿说要做精细化运营，一会儿又要做网站联盟。最离谱的是一位部门总监2008年底奉命预计下一年公司能够获得的利润，是6000万元。

“不知道这数字是如何定出的？因为怎么算也达不到6000万元，视频网站的行业老大2009年的目标也不过才是营收1亿元——纯利润显然也很难达到6000万。而且公司的带宽也支撑不起如此大的浏览量，但公司称没关系，有困难就想办法。有点像大跃进，不行就加带宽，可加带宽的钱是实际利润的二倍。最后，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居然算出了2009年的净利润将可达到6200万元。”高力传媒的一位部门总监向媒体抱怨道。

而这就是其公司典型的决策方式，以至于行业内的人如此评价，“在从来不缺少梦想的互联网，也很少有哪个公司的想象力能像高力传媒一样丰富。”在这么频繁的折腾下，公司的流量持续下跌，公司整体越发显得慌乱，运营思路被频繁更换，从来没有在一个方向上坚持超过2个月以上。高力传媒公司的风气似乎也在一夜之间开始转变，所有的员工都变得沉默，无所适从。“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前景，不知道公司的前景，也不知道领导到底在忙什么。每个人都感觉一头雾水，忐忑不安，而对日常的技术维护和软件升级等工作，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全身心投入了。”小刘说道。

而刑青，对此种局面却无动于衷。也许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些情景，或者是他看到了但不愿意让自己面对这种现实。

“民主”的领导

很快，节约成本的压力开始传导到员工的头上，一位职员甚至还曾接到由公司单方面下发的合同单，在没有与该员工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对该员工工资下调。小刘说：“公司这时开始缺少一种畅所欲言的气氛。”但刑青显然不知道员工背后是这样评价他的，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民主，很重视听取员工意见的领导。

圈里人都知道，高力传媒的决策一向缓慢。由于CEO刑青的“民主情结”，公司事无大小都要开会讨论，各个部门都要发表意见——听说在会议上，连负责后勤的也要对各项事情发表意见，而那人根本不懂互联网和新媒体。一般来说，这样的决策会议要开一天，但开完后通常没有结论。有员工实在觉得心里不安，就去问部门总监，部门总监却无奈的苦笑一声，说，“上面没动静，再隔一两个礼拜，能往前动一动就不错了。”

“正常情况下，慢也就算了，大不了多耗些时间等上面拍板决策，决策慎重总强过胡乱决策。”起初，小刘他们是这么想的。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公司的业务方向一直不断调整，任何事情从拿出来讨论到决定都要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刚动手做，方向又调整了，又要重新讨论，如此循环……所有的事情都无法推进，公司的业务开始逐步陷入瘫痪，员工士气越来越低落。

2008年年末，在高力公司员工中开始流传三本小册子：一本是《巨人集团兴衰始末》，一本是《大陆首骗牟其中》，第三本是一本讽刺公司管理貌似规范、实则低下的漫画集《道尔伯特管理原则》。这三本书迅速在员工间传阅，甚至还出现复印本，但流传是半隐蔽的，没有人敢把它摆在桌面上。三本书的流传还有一个背景：高力传媒当时已经连续两个月拖欠员工工资。

但高力传媒的创始人、CEO刑青，依旧没有对员工做任何表示。他依然是默不作声。

帮派间的斗争

就在高力传媒一路走向下坡路的节骨眼上，帮派斗争开始出现了。

公司高层之间不合的情况素来很正常，但像高力传媒内部不合的程度还真是令人乍舌。高力传媒内部的一个总监曾经在私下说道：“反正是不相信任何高层的，希望高层之间相互检举，加上老板又年轻，被投资商逼得紧，需要有人画饼给他看，他再拿去画给投资商看……在公司不懂业务没有关系，会告状、会画饼就能得老板欢心。”

在这种氛围下，高层之间告状之风愈演越烈，越无事可做的人越有时间打报告，而最先倒下的一定是做事情最多的，因为做事情的人总会出错。抓住别人的错误拼命打小报告逐渐成为了公司高层的一种文化，因为这样既转移了老板注意力，攻击了对手，还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公司多混一段时间，白拿工资。

上梁不正，下梁必定歪。“下面的员工也因此明白了，想要在这里呆下去，不仅要和自己的上司搞好关系，还要和其它部门的上司搞好关系，要做个大家公认的大好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能看得出这段时间，哪个领导在公司比较受老板器重。否则，稀里糊涂的埋头做业务，为了开展业务得罪了人，自己脑袋掉了都不知怎么回事。”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小刘很是痛心。如此严重内耗的结果自然是没有人再敢做事，公司内部逐渐变成一潭死水，用户量开始不停下滑，比高峰期跌掉了30％。

而就在此时，最让人恐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全球经济不景气，加上融资迟迟不到位，公司决定裁员，先是技术、再到运营、市场、销售，无一例外。大势不好，裁员是能理解的，可奇怪的是，每个部门都有表现好和表现差的员工，而裁去的都是踏实做事的底层员工。这些员工近两年来为公司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和热情，他们在双休日里都不眠不休来公司加班，对这个团队充满了热爱。业绩好时，刑青也承认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员工的辛勤努力，但遇到难关时首当其冲的却是这些人，而留下却是那些碌碌无为、阿谀奉承的高层们。

有人曾计算过，10个普通员工的工资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不做事的。而高力公司仅仅才100多人的团队，居然养了将近10个所谓的高级领导，这还不包括部门和总监一级的管理者。更可笑的是，有的高层不是中国人，一年到头来不了几趟公司；有的快50岁了，完全不懂互联网，讲起话逢场作戏，只会整人。“一个发展中的公司需要一个月花8～10万养这样的人吗？而且一养就是一群？让这样的人排挤真心为公司好的员工，然后再花双倍的工资招一个‘听话’的心腹进来，这叫所谓的压缩成本吗？搞垮公司更合适吧。”有的员工私下里愤怒的说道。

只要一个智商正常的CEO，都不可能看不出这其中的问题。但刑青却默许了那些无耻高层的行径，一边裁人不给赔偿，一边用更高的薪水招来更多像花瓶一样的人。员工私下偷偷交流时认为，“留这些人是投资商的意思，也不是老板自己想的，老板也觉得累了，已经放弃了和投资商的抗争。”

可投资商作为出资者，是傻瓜吗？显然不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2009年初，在董事会的要求下，刑青最终被迫离职，仅仅提了一只行李箱，离开了自己饱含心血创立的高力传媒。更悲哀的是，公司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送行。

散架的江湖

“如果说，原来高力传媒还是一个有希望的公司，那现在不过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小媒体，内部已经一塌糊涂。在我们大搞内部斗争的时候，同行业的其它企业经过迅猛发展，已经完成了扩张。如今遭遇金融危机，融资也被搁浅，试问，一个互联网公司没有人、没有用户、没有资金，那还有什么价值？”高力传媒前高层领导叹息说道，“互联网公司像聚义厅，起先大伙绑在一起创业，老板员工不分，后来干着干着就散了，就好像水泊梁山，本质是聚义厅，而最后，则完全成了一个混乱的江湖。”

而刑青在仰望夜空时，不知道是否能想清楚：自己辛苦创立的公司，怎么会走上如今要像哈姆雷特般抉择生与死的钢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