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中国30年改革开放造就的第一代本土家的商业哲学：把握方向和戒除抱怨

改革开放只有30年，浙江董事局主席的史却有47年。这位中国商业界鲜有的“常青树”企业家所经历的风雨正是中国本土企业成长的缩影。极为难得的是，鲁冠球的经历不仅可以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之果，更可以昭示改革之因。

鲁冠球是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成体系的体系可供参考，完全依赖近半个世纪的波折之路，修炼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商业哲学体系。这位当年的修理匠，现在通过掌控19家海外公司，继续巩固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地位，他同时还进入农业、矿产、新能源、金融等10大产业。其2007年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

“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

我常讲，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死也要死在农村，把我的骨灰撒在钱塘江里。钱塘江每年都会返潮，江滩是最危险的地方，但也是最有财富的地方。我们有一个谚语：若要发，沿江塌。钱塘江每年冬天都有汐涨，沿江很多地方都被冲塌了，猪、家禽、桌子、椅子等都会被冲到下游，农民可以拣一些东西。

年年这样。当时钱塘江虽然有4道大堤，也难以阻挡汐涨。我在1960年代在钱塘江边修理自行车和农具，年年抗洪，厂子5次被冲掉，5次又再建起来，这就是我刚开始创业时的环境。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得符合丛林规则，企业经历的艰难都是正常的。

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人，我经历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被人承认，这是内心的苦闷。

1962年我开始创业，那年我只有17岁。但一直到1984年都不被人理解，没有被评上先进，拼命干也没有什么荣誉。1970年代初第一次打入党申请报告，打了3次，经历了十几年的考验，直到1984年3月才入党。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很看重这一点。

之前我在一个厂里当锻工学徒，跟所有农村的孩子一样，当一个吃穿不愁的工人就是最大的梦想。但那一年，甘肃有一个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与后来的文革时期不一样，当时农民还有很大的流动自由，大量进入城市，虽然没有就业的概念，但确实影响了城里人的生活。当时国家号召城里人到农村去寻找出路。对于到城里来的农民，后来有一个政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放弃了成为一个工人的梦想，回到杭州萧山宁围镇。当时每人只有1分多地，种地根本不是出路，我就利用自己的经验给别人维修农具和自行车。

干了没几年，文化大革命来了。1967年我和几个人合伙开的维修厂关掉了。1968年， *** 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69年中央下发文件，要求每一个公社都必须有一个农具修配站。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遇，7个人搞了一个宁围公社农具修配站，从此名正言顺戴上了公社的帽子。

但我很快成为被批斗的重点对象，说我是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搞资本主义，牌子都被砸了。但我是晚上挨批斗，白天工作。不过，没有文化大革命，恐怕还轮不到我们来做万向节。当时城里的国有企业停产闹革命，我们是农民，就得到生产这个产品的机会。

今年“两会”，温总理有四句话讲得真好，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广的博爱，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这几句话跟我非常贴切，也是万向能够经历40多年风雨走到今天的原因。

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不被人理解时，对的你要去听，不对的不用去管。事情不是靠讲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所以要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天下不会掉馅饼，一切都是干出来的。时间是最公正的，有播种一定有收获。不要抱怨，还是要讲实力，实力，实力。

诚信也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就一个企业来说，你的产品质量要过硬，我们的产品漂洋过海了，质量不过关怎么能行。

1980年，为了建立起从上到下的质量意识，我把43万元有瑕疵万向节当废品处理掉了。但当时还没有实力去承担这样的损失，有6个月工资发不出来。但那时工人根本不讲钱，白天夜里连着干。那是非常难熬的一年，工资发不出去是对职工没有诚信，但对社会的责任和诚信建立起来了。

从1987年到现在的20多年里，万向发工资再也没有拖欠过。

1984年我们做股份制改造，那个时候我叫“还权与民”。为什么叫“还”呢，我最早创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股份制，1969年建立农机修配站也是7个人凑了4000块钱一起干起来的。后来文化大革命时都归公社，实行公有制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就提出要还权与民，还利与民。企业就是民间的，官不与民争利。

但在当时，要把权和利拿回来，有很大阻力。当时省里搞思想解放，但下面都还很保守，股份制改革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批准，我们自己在内部搞。直到1988年中央财经工作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张劲夫批示同意我们搞股份制试点。1989年4月16日，在中南海专门开了会，全国选取10家企业做股份制改制试点。

1984年，启动股份制改造那一年我终于入党了。改革开放之前我所有的工作都不被认可，但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却都符合国家倡导，具有典型性。我记得当时一般的入党仪式由乡里的党支部主持就可以，但我的宣誓仪式是由县组织部长亲自主持，浙江电视台还进行了现场采访，这成了支持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

从此，万向进入一个新阶段。

“大方向没有错就没有问题，那就是时间问题”

我刚开始创业时是短缺经济，只要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有比没有要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为社会提供丰富的产品。当产品多的时候，就要解决好与差的问题。我们最开始只有能力解决“有”而不能解决“好”。1979年开始我们就搞专业化，放弃其他的农机修配业务，把力量集中起来做万向节，小而精、小而专、低成本、高质量，这样人家就都买你的，国内国外的市场就发展起来，也上去了。这是经济规律。

到1984年，美国三大汽车零配件商之一的舍勒公司第一次将5万套万向节推向美国市场。此后我们双方约定每年由万向提供20万套万向节给舍勒公司。

但到1987年，他们就想控制我们。舍勒在中国的代表多伊尔提出，万向的产品必须经过他们公司才能出口，不然将拒绝进口我们的产品。我马上回绝了，说双方是平等的合作关系，那样做实际上给万向套上了一个绳索。而且对方根本没有实力消化所有万向的产品。

谈判破裂后，原已定下的46.5万套万向节订单被锐减至21万套。这使得万向在1987年下半年大量资金积压，企业效益直线下降，半年开不出工资，我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当年万向开发出了60多个新品种，打开了日本、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前西德、香港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当年创汇140万美元。

双方摊牌时我曾对舍勒公司说，倘若你在世界各地找不到比我们价格更便宜、质量又更好的万向节，我们随时欢迎贵公司前来洽谈重新合作事宜。到1988年，他们在世界上转了一圈之后，还是主动回来找我们合作。

更戏剧性的是，到1994年，我的美国万向公司年营业额已经超过4000万美元，而舍勒由于经营不善，难以维持。结果是，我们收购了这家当初引领我们进入美国市场的公司。

我得到的教训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此后我们与很多国外公司合作，在美国设立了万向美国公司。到今年，我们已经成为19家海外公司的控股股东。

现在万向进军了农业、能源、金融等10大产业，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1991年，当时国家提出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把国有企业搞好，这对乡镇企业的冲击很大。我提出，“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样跳”。1万年以后也有大企业和小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总会有重点。但所有的政策都应该是平等的，不能你能搞我就不能搞。

完全的平等也不存在，一个家庭也有大儿子和小儿子。我现在的油储许可证还没有办下来，但我的油库就建在国家大油库旁边。中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大，我们的油库肯定会用得着。

大方向没有错就没有问题，那就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进入任何一个重要领域都要等4年以上。2001年成立的万向财务公司就批了9年，四个主管副总理都签过字。这我们都可以等。什么都要时机和机遇，要有代价，你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要沉住气，好好干。

有了这种心态，才会更从容。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到，今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企业在这个大环境下，肯定面临很大的困难。企业越大，危险越大。过去我遇到困难，有一两个人可以帮忙挺过来。但现在不行了，过去可以帮我的人现在不一定帮得上了。只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有多远，就走多远；如果看得足够远，风险就会小一些。

困难总是很多，你要有这个承受能力。喜怒哀乐，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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