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大喇叭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象征。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挂着高音喇叭，播放最高指示，灌输革命真理。大喇叭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敢乱动，否则有被指为“反革命”之虞。

但是，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安徽省芜湖市的许多大喇叭不翼而飞。后来人们才知道，拆喇叭的是一个叫“少年飞虎团”的造反组织，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每到晚上就出动，到处拆喇叭。

更让人们吃惊的是，“少年飞虎团”的头头是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

一

四十年过去了，坐在阳光卫视的办公室里，讲述着他的人生经历。眼前这个身材粗壮、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让人很难与当年蹿房越脊的“少年飞虎团”头头联系在一起。

“我从小就练武术，无论多高的房子，我都能顺着墙壁爬上去。那时我对‘文革’很抵触，尤其憎恶大喇叭，于是晚上就带人去拆喇叭。芜湖市最高的一个喇叭在天主教堂屋顶上，也被我拆掉了。”

说到这里，他朗声大笑。

陈平的父亲是一名军官。陈平出生不久，父亲被派到苏联去学习，没有回来。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苏修儿子”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各种歧视也加剧了他的叛逆性格。

陈平跟着外公外婆在芜湖生活，直到1965年的夏天，才回到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工作的母亲身边。他刚进入同济附中读初中，“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上海成为“革命”狂欢的舞台。母亲又把他送回芜湖。“从那时开始，我就非常叛逆了。”他说。当然，这种反叛并不是政治觉醒。大喇叭成为他宣泄的对象。结果他被关起来，好在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受到太多折磨。

外公外婆又把他送到了上海。到了1969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他被分到黑龙江，但当地不要他。“我的父亲是‘苏修叛徒’，谁敢要啊？”陈平说。后来第二军医大学调防到陕西，陈平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眼，跟着母亲来到西安，在西安三十九中读书。学校的生活也很郁闷。“我们是上海去的，又生活在部队大院里，说话、穿戴和西安都不一样。学校的工宣队老是欺负我们，队长经常打我们这些学生。这个队长号称是复员的侦察兵，我仗着武功好，把他给骗到一个偏僻地方，痛揍了一顿。”陈平说。

母亲给他买了张火车票。14岁的陈平又逃回了安徽芜湖。

二

上海—芜湖—上海—西安—芜湖。

一路下来，陈平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复杂。他被送进芜湖八中，反叛性愈加强烈，满脑子少年义气。那时候上学，就是读 *** 语录、老三篇，陈平不愿意读，一旦无人看管，就把它扔到地上去。

不过陈平的身边有整整两箱子书。这是爱好读书的父亲积存下来的。箱子里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著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

他充满好奇地读完了这些书，与自己所见所闻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思考：“ *** 号召青年人‘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呢？马克思一再说，农民是一个很落后的阶级，青年学生跑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这不是反动吗？”

在一个匮乏精神食粮的时代，陈平意外地获得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我今天的很多思想根底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打下的”，陈平说，“陈独秀说过一句话，科学是在实验室当中产生出来的，思想是从监狱里面产生出来的。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相当于一座大监狱，不是沉沦就是升华。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专制、集权，再加上理想的破灭和生活的艰难，反而是产生一些新的理想主义者的年代，是一个产生思想的时代。”

十六岁的陈平已经自信，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站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角度上批判现实的伪马克思主义”。

而今，已过天命之年的陈平回望当年，这样评论道：“那都是纸上谈兵，脱离现实，脱离历史。那时对现实的批判是一个宗教的判断，依据就是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正统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