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每天花不完的只剩下时间。每天早晨5点45分，顾雏军准时起床，先和众狱友到监仓外的小操场上走三圈。这操场很小，走三圈下来可能还到不了一公里。然后吃早饭。

吃完早饭再走20圈。由于血压常高达220、240，顾雏军被安排在专门羁押老弱病残犯人的2号监室。每天当1号监室的囚犯们去一公里以外的工厂 “上班”时，他则和2号监室的狱友们去教室“上课”，先念半小时政府的文件，然后可以自己读书。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晚上6点钟开饭，7点钟看《新闻联播》，雷打不动。

七年间，顾雏军最怕的就是和外部世界脱节，“我怕即便给我平反了，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七年变化这么大。”在狱中，读书看报成为顾雏军每天的主要“工作”。他订阅了两份主流财经报纸，偶尔也会看看科龙的股价，当作一种怀旧。

监狱里每年一度的书展，一直被顾雏军视为最隆重的节日。虽然每个人只能待40分钟，时间只够看看封皮，书目也不全，大部分都是武打小说，还有鬼吹灯之类，但偶尔他也能淘到一些历史书，比如《明朝那些事儿》。不过这些都满足不了顾雏军的需求，他让家人送进去过一套《资治通鉴》。几年间，顾雏军在狱中读过的书超过500本。

对于监狱里的一切，顾雏军说自己并不怨恨。在他看来，至少没有人打他，虽然过得不好，但这应该算在贪官污吏头上。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顾雏军心中没有了愤怒，甚至这种愤怒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俱增。“坐牢以后就是愤怒，现在还是愤怒，愤怒了就开始看书，再看书、再愤怒，我这七年就这么个简单的逻辑。”顾雏军说，自己还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要把这一页彻底翻过去，首先要做的就是为自己平反。

“新身份”

早在两年前，顾雏军的家人就在为其出狱做努力。2010年，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家人帮顾雏军申请保外就医，年近八十的老父亲在过年仅有的3分钟亲情电话中劝顾雏军认罪，“父亲说你要为你的儿子想，你的儿子快要上高中，然后要上大学，上大学的家庭都像一场战斗似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帮你儿子完成。”顾雏军还是没有妥协。

2011年，肇庆四会监狱以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为由，为顾雏军呈报保外就医。不过，肇庆市检察院派驻四会监狱检察室审查认为，顾雏军的疾病尚在可控范围，且所犯罪行社会影响很大，而实际服刑时间太短，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法定条件。

2012年4月，顾雏军申请减刑，没有通过。两个月后，顾雏军再次申请减刑，终于成功了。

20年前，顾雏军披着科学家的光环而来，号称制冷行业的国际权威，发明了全球最先进的格林柯尔无氟制冷剂，一番翻云覆雨后造就了格林柯尔系。那时候，他的身上充满着太多的谜，许多至今未解。

七年牢狱之灾后，个性张扬的顾雏军显然希望抹掉身上的污点，没有负担地踏上一段新路程。这次的起点仍然是科学，“我跟七年前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我就是个科学家。”顾雏军告诉本刊他的这个“新身份”。

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顾雏军在微博里发布了监狱期间的物理学研究论文—关于时空量子化的一个数学证明。他说，这篇物理学论文写出来之后自己兴奋了很多天，到现在还在兴奋状态，这篇论文非常不容易，意味着自己重新具备了科研能力，而且是更高层次、更高难度上的科研。“凭这篇论文，我去美国申请个教授当，还是没有问题的。”顾雏军告诉《中国企业家》。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88年，年轻的顾雏军在英美合办的权威杂志《能源》上发表了论文《一个新型热力循环的研究》，宣称突破了传统的卡诺循环理论。但这个理论自始至终受到学术界的抵制，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糊弄外行”。但顾雏军对此研究一直坚持，直到现在仍然坚信顾氏循环“很伟大，200年以后全世界发电50%都是用顾氏循环理论”。

在他看来，科学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是个探索过程，有很多引人入胜的东西，以前是自己热爱科学，现在是科学救了自己，要不是能看到数学与物理书籍，自己可能已经死在监狱里了。他称自己在监狱里学了50多门数学。

顾雏军说，监狱里自己经常被骂，一骂血压就升高到200多，只有看书才能重新平静下来，才能把血压降下来。“如果我将来在物理学界有点成就的话，我想全世界人民都会后悔，为什么我中间那段时间会去经商。”顾雏军对本刊记者说，经商对物理学而言一钱不值。

尽管准备开始一段新生活，但顾雏军仍拒绝为以往反思。他说，除了与郎咸平的无谓辩论，自己只有一件事后悔，就是不应该回国，尽管自己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

也许，顾雏军还有另外一个反思，即关于民营企业家的风度。借助两个月前署名为“吴风度”的一篇网文，顾雏军委婉表达了民营企业家不应该有风度的看法。至今，顾雏军对于南海看守所期间在科龙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后悔万分。这篇文章的作者无从找寻，却成为顾雏军出狱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动因。

时代背影

9月1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与顾雏军一同被判刑的8名格林柯尔系前高管并未现身。七年来，“科龙案”不仅让顾雏军自己、他的家庭，也让追随他的格林柯尔、科龙前高管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顾雏军曾经的董事长助理刘义忠几年前已经去世，“其他7个人混得也都不好，被判刑后再到大公司任高管就很难了。”顾雏军说，其他几个人都不敢出来，“他们给我打过电话，好心地告诉我说，不要这么干，不能再进监狱了。”

顾雏军不以为然，他依旧认为遭遇到了陷害，就应当抗争。对于科龙案，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黑白对错，顾雏军提供的举报信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这类扑朔迷离、案情复杂的国企改制与资本市场官司在2005年前后并非特例，无论是德隆唐万新，还是健力宝张海，都与顾雏军有着类似的案情。

顾雏军的牢狱之灾是一个时代的投影。顾雏军、张海、唐万新、郑俊怀等属于中国第二波入狱的企业家(第一波以褚时健、牟其中、胡志标为代表，多败于国企激励机制缺陷和金融，第三波则是黄光裕、张文中等，多败于政商关系)。他们多出身草莽，虽巧舌如簧，但有头脑懂管理，恰好赶上国企改制尤其是国退民进的大势，收购那些有潜力的地方亏损国企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

而入世后的中国，全球制造工厂的地位正如日中天，地方国企则因为管理落后、人员臃肿难以适应市场竞争要求，顾雏军、唐万新等正是看到了其中的进步空间，才有胆量和信心充分利用资本手段将其纳入囊中。

“很多人叫我资本大鳄，我很反感，其实他们的理解都很肤浅。”顾雏军说，资本大鳄是什么?就是买了东西后去卖，你看我卖过东西吗?我买来就是要把它做好，我在科龙电器身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通过降成本做到盈利，“我买它肯定是需要资本的，但我买回来是要经营的。”

不可否认，外界当年对顾雏军们有着不小的误解，他们的管理能力、战略眼光，现在看来仍有可取之处。

他们的悲剧恰恰在于，当时证券市场缺乏规则、上市公司造假成风、中国股市持续下跌，这些与国企改制中产生的情绪反弹，共同形成了监管机构与舆论对资本运作、产融结合、国退民进的恐惧与警惕，最终让顾雏军等违规者成为监管机构整饬上市公司的“铁案”。

不过，对于七年前的那场“佛山劫”，顾雏军既不认为是自己性格原因，也不认为是时代的原因造就了如此结局，他将一切归结于“运气不好”、“遇到了中国最邪恶的贪官污吏”。他羡慕黄宏生，人抓了，股权还是他的，政府还能指派个人给他经营，帮他渡过难关。他想如果自己在珠海、深圳或者任何其它地方都不会遭遇此“劫难”。

时移世易，顾雏军当年曾面对激烈的“国退民进”过程中掠夺国有资产的质疑，而现在人们担忧更多的已是国进民退。如果能平反，顾雏军说自己还愿意回到商界。他表示，当年的同事、兄弟，还有科龙当年招聘的MBA团队很多都在电器行业，将给这帮人创造一个平台，因为觉得对不起他们。

然而，外部世界早已沧海桑田。“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认识的公司很多都已经没了，国美跟苏宁，现在已经一轮高峰过去了，也进入艰难阶段。如今最领风骚的是腾讯和百度，这些公司我都不认识。”顾雏军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平反的希望渺茫，他心知肚明。当本刊摄影记者对顾雏军提出侧面看向远方的拍摄要求时，顾雏军哈哈大笑：“希望我看到未来，但是我有未来吗?平反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老顾说，他等不了太长时间，既要养家糊口，还得陪儿子去美国读书。但他也并非一无所获。从民间舆论的层面，顾雏军已经不是那个当年被口诛笔伐、侵吞国有资产的罪人，而成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一位悲情“英雄”。这或许足以让他告慰平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