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凭借超出常人的天赋，按照一个普通人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

对于每一个智商能与“神童”这两个字匹配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他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而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

张亚勤的人生轨迹似乎超越了“神童”的宿命：12岁成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大学生，23岁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

财经作家凌志军如此描绘在微软的张亚勤：他的外表浑圆忠厚，憨态可掬，开口的时候轻声慢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他从来不在乎公众对他的看法，虽然获奖无数，但却从不肯把他的奖状奖杯放在办公室里。有一次同事把他接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照片挂在走廊上，他看了，当场摘下。

“神童”悖论

1978年，只有12岁的太原少年张亚勤成了大学生。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国人的记忆里，除了高考恢复这个大事件之外，最冲击人眼球的事件就是“神童”，不是一个，而是一个班。当年的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

张亚勤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

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也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

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张亚勤沉默寡言，便叫他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张亚勤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张亚勤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张亚勤，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

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

谢彦波也是张亚勤的同学，在班上年龄最小，非常聪明，但畏惧与人交往。在进入科大前，他只有5年小学的人生经验。关于他，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滚动着一只铁环。

中科大少年班的班主任在对媒体回忆时说，“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谢彦波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8岁时，他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但因为没能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博士学位没拿下来，于是就转去美国读博士。

在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安德森看来，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和，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

恰好当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被怀疑有潜在危险的谢彦波就这样仓促结束了留学生涯。后来，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

改变宁铂和谢彦波命运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媒体把他们捧得太高，他们在内心已经很难把自己当成普通人；那个时代需要宁铂、谢彦波这样的人去唤醒人们对科技的重视，这种需要又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压垮了他们；人生路上变数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他们麻烦的制造者，这也许是高智商群体的必然宿命。

当宁铂在“神童”的光环里纠结、谢彦波在与导师的紧张关系里找不到定位时，张亚勤成了“神童”背后的隐形人，玩自己喜欢的游戏，调皮、捣蛋。宿舍楼的大门上少了一块玻璃，这个年龄和身材都占尽优势的孩子便时常钻进钻出。

张亚勤经常去听一些演讲，李政道、杨振宁、霍金等很多大科学家都曾到过科大演讲，“霍金讲黑洞时，我站在前面听了两三个小时，听他讲时间、讲空间，不过只听懂一小部分。那时候觉得知识就像黑洞一样，是永远无穷无尽的。”

超越宿命

张亚勤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通讯方面的。有一次他读到了一篇文章，非常困惑，于是给通讯领域的学术权威皮克。霍兹写信。霍兹就是扩频通讯的鼻祖之一，而CDMA的前身就是扩频通讯。

张亚勤没有收到回信。但两个月后，霍兹来科大讲学，他记得张亚勤的那封信，两人相谈甚欢。回到美国后，霍兹问张亚勤是否愿意到美国来上学——给他奖学金。于是，一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发到了张亚勤手里。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博士毕业，他递交了华盛顿大学历史上惟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来到著名的GTE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在接下来5年里，全身心投入到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讯研究领域，成为这个行业最为出类拔萃的专家之一。

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

这是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成了这个协会100年来获此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时曾给他写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和比克。赫尔茨都曾由衷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

这段辉煌的经历，在张亚勤的追述中，依然是充满了温馨的暖色调。而真正的事实是，当我们把一个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似乎才能窥见更多的颜色。

与谢彦波不同，在人际交往上，张亚勤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相处得很好。作为一个“神童”，他与一般小孩和其他“神童”的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大学之后对于人性格的影响就不是很重要了。”张亚勤这样对记者说。

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文革开始，随后一年，父亲遭受迫害。记忆里，关于父亲有两个面画：一个是父亲莫名其妙地从家中不见了；另一个是5岁的时候，家中愁云惨淡，他知道父亲过世了。“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张亚勤的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和姑姑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在童年的无数次旅行中，有一次记忆非常深刻的旅行，母亲写信让亲戚去接他，但亲戚没有收到信。“走的是山路，还下雨，走了一天，而且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知道大致的方向，就一路走一路问，”多年后，在最困难的时候，张亚勤的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那幅阴雨中独行的画面。

每次走进一座城市，都会住在亲戚家。那时候的张亚勤，已经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绝对不任性，努力表现自己好的一面，尽力去理解大人们的想法。“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日后如此叙述自己的童年，在他看来，人应该把自己放在更合适的位置上，因为不可能一辈子都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更不可能永远被放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这个毫无优越感的孩子智力超常，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小学，用一年半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到了1978年，他高中毕业了。这一年，他才12岁。这种教育曲线往前走10年，或者往后10年，可能都行不通，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没有显得特别“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