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社会的底层，似乎谁都可以欺负我们。” 即使过了数十年，回忆起当年，黄怒波还是难掩怒气。

那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他的家庭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遭遇，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尝尽世态炎凉。

今年3月28日，黄怒波重走，回到贺兰山。少年时代的他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你不明白，那个扭曲的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我，因为你的出身是反革命家庭，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会踢你。我13岁就上贺兰山，晚上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心情轻松，没有什么能让我恐惧的东西。”

命似草芥、人性如兽的那个年代，黄怒波选择了拳头。初中的时候他打架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打不过就召集一群人打群架，或者用砖头砸人家玻璃。一次学校冤枉了他，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砸了。再后来没有人敢惹他了。因为他很凶很玩命，像野兽一样。他说：你不把我打死，我就一直缠着你。黄怒波的发小辛飞，当年属于干部子弟，他回忆起那个年代也说：“我受到很多欺凌之后，发现打架居然可以保护自己的尊严。”

黄怒波最不能容忍别人骂他的母亲。他同学回忆，一次进教室，大家推推搡搡地玩闹。黄怒波撞上了一同学，那人在写作业，结果把本子划破了。那人跳起来张口骂了一句“你妈的”。黄怒波立即急了，他个子高，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把人扯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正好老师走进教室，气得一把把他俩拉上讲台，结结巴巴地说：“黄玉平（黄怒波当时的名字）！你、你、你有本事再给我打一下！”黄怒波真的抬手又扇了一耳光。同学和丽丽坐在位置上，心跳加速，紧张得不得了：这一次他又完了，肯定又要挨批了。

第二天，黄怒波带着两个伙伴在学校门口拦住在批斗大会上砸他的人。他用帆布皮带抽那人，一皮带抽上去血就流下来了。他也害怕，却咬着牙毫不手软地又抽了一下，“那个时候就那么野蛮，在一个野蛮的环境里，你只能野蛮地活着。你被打到极点的时候，命已经很贱了。”说这话时，黄怒波双手比划着，还哆嗦了一下。

这种特殊的性格到现在印象都很深。2008年10月，黄怒波成功登顶海拔8206米的西藏卓奥友峰。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大本营附近，有边防哨所的藏獒出没，并曾咬伤过登山队的队员。有天黄怒波训练后回来，突然蹿出四条藏獒，从四个方向朝他直扑过来。黄怒波冷静下来，敲打着“高科技含量横向抗力800公斤以上”的登山杖，“像敲响了战鼓”，他爆发一声怒吼，四条藏獒先是不约而同地紧急刹车。当时西藏登山队长旺加大喊：“不好！黄总被狗咬了！”狂奔过去，却见人安然无恙，藏獒仓皇而去。黄怒波说：“当年当知青时，我不知杀了多少狗，可能我身上有股杀气，我还怕狗？”

原来在知青时代，有段时间，附近村庄流行传染病，要灭狗，当地人都不敢杀狗，只好找身为民兵营副营长的黄怒波，“我拿起枪，对着狗，啪啪两声，狗就倒下了。所以，以后狗见我就跑。”边说黄怒波还用双手边做了个瞄枪的动作。

虽然生活苦难，但在同学眼里，黄怒波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他总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黄军装，戴着黄帽子，背着黄书包，这些是他父亲在部队上留下的。但同桌和丽丽从不觉得他家困难，因为黄怒波很干净，打小都不是脏兮兮的孩子，不像有些男生，凑近点就有股难闻的气味。

小学到高中，黄怒波一直是如饥似渴地看书，后来还喜欢写诗。母亲不让他看，他就搭个梯子爬上房顶，再把梯子抽上来，坐在房顶上看。他给伙伴们讲述书中的故事。当知青时，他每晚点着煤油灯看书，鼻子熏得黑乎乎的。他少年时的伙伴魏兴还记得，当年黄怒波爱讲《鲁宾逊漂流记》，向往那种四海为家、无拘无束的生活。

十六岁的时候，黄怒波高中毕业，怀着命运何去何从的迷茫，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黄河边。浑浊的黄河水一米一米地蚕食着堤岸，有些地方一点点地崩塌，土坷垃哗啦啦地掉。这让内心充满迷茫的少年深受触动。“我这一辈子，要像黄河的愤怒波涛一样，永不停息。” 这时候他还叫做黄玉平，他决意将名字改成黄怒波：“我要去插队当知青，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

下放到宁夏银川通贵乡后，黄怒波曾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无可选择的无奈。”当年与他同是知青的允女士说。黄怒波相当坚韧，他们这批知青一天要求挖四段沟渠，很多人挖个一两段就不行了，黄怒波能坚持到第三段，“虽然他力气不行，但有股不服输的劲。”宁夏冬天的早晨很冷，夸张一点说撒泡尿都会马上被冻成柱子，但黄怒波每天三更半夜爬起来套车，往田里运粪。后来他被任命为大队会计，老会计不肯教他打算盘。黄怒波也窝在被子里哭过，但很快就自己学会上手了，变成别人报账，他双手打算盘。

发小辛飞的父亲原是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辛飞说：“黄怒波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能屈服。我们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对贫民子弟有这种想法感到很惊讶，这很少见。当年什么都是安排的。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我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工作，但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一定要服从你的安排。”当年离开农村有三条路，招工、参军、上学。军区来人招篮球兵，黄怒波不肯去。“凭什么一个班长能管我？”黄怒波梗着脖子对我说，笑眯眯的小眼睛也睁大了。“如果我也去当体育兵，现在早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出路。”

1977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黄怒波的条件最适合，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通贵大队当年的老书记马银保说。黄怒波的高中老师秦老师也说，“那时文革刚结束，很讲民主，群众的意见很重要”。

自此，命运之门对他仿佛洞开，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正处级。黄怒波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这个时候，他却被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他见多了官场上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走的时候门庭冷落。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变成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为权势而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出版社遭遇各种变故，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出版社三十多号人，这就是中坤公司的由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铸女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说：“小小的咨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为很快就干枯了，却被他做成现在这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他白天整天在协会处理大量问题，晚上又上中欧商学院，学了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他用什么时间做企业，怎么就越做越大。”

“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要是没有这个，现在做民营企业家挺难的。”黄怒波这么解释。

黄怒波说在通贵大队的三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那里体验到做人的尊严，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三年他出人头地，成为自治区标兵，常在大会上面对千人做演讲，《宁夏日报》也报道他的事迹。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通贵村当年的民兵营长杨怀忠回忆，全村1400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他在通贵乡是吃百家饭，也不讲究，有啥吃啥，端起就吃。“他们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觉得我可怜。”黄怒波说：“尤其是母亲去世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感叹，可怜啊，没有父母。” 黄怒波曾一个人住在大队部，村民段忠礼去打油，发现他生病起不了床，赶紧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礼妻子照顾了他40天，他叫她“姨妈”，后来上北大的被褥都是段妻缝的。2008年7月，黄怒波回通贵，特意看望了段忠礼的妻子。段妻到今天说起黄怒波仍会激动地哭起来。

曾经的愤怒和野蛮部分发生了改变。黄怒波说，以前读初中时，坐在前排的女生看不起他，有次上课发生争吵，他拧开一瓶墨水，把女生领子一拉开，直接把墨水倒了进去。但在通贵，有次一农妇和别人大吵大闹，最后却抓着黄怒波的衣服领子，将他衣服撕烂了。黄怒波硬是忍住了没动手。他也学会了给予。自己生病时，听说村民杨怀忠也生病了，他从已经工作的哥哥接济他的钱里挤出两元钱给杨怀忠，当时五毛钱就可看一次病了。哥哥给他送来的燃煤和土豆，他让村民每人几铲每人几个地给全分了。

今年3月28日同学会的酒宴上，黄怒波与曾经扶助过他的涂老师重聚，他这么说：“当时我是社会最底层，如果没有老师的关怀，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反面。”

在中坤集团旗下的系列项目中，安徽黟县宏村是黄怒波最为得意的项目。1997年，中坤介入宏村项目，和当地政府签了三十年的经营权，2000年11月，宏村与黟县西递村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紧靠富庶的长三角，每年有上百万人到宏村旅游消费。黄怒波在他的北京中坤大厦自豪地说：“宏村是我一手做的，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没有人有这种成就，对吧？没有我就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2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