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笃信，这个海南土生土长的商人，经历了海南最好的时代，他由此成为来自岛内的第一个福布斯富豪；他见证了海南最坏的时代，在当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几乎倾家荡产；十年卧薪尝胆，冼笃信终于熬过了黑夜。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海口报道

前几天一直下雨的海口终于露出阳光，潮湿的海风轻轻吹来，龙眼树发出“沙沙”的响声。

“到这里26米，足够了吧？”拉着卷尺的工作人员问他。

“再长一些，到那块石头后面，好，就是那里。”这一头的冼笃信看着卷尺上的数字说，“我就不喜欢住小房子。”

此刻，冼笃信正在海口市区南部龙桥镇的一个小山包上测量尺寸。他要在这里盖一座贵宾楼。将来，如果天气好的话，站在楼上就可以看到整个海口。他说，很喜欢俯视的感觉。

这座贵宾楼，是他正在做的海口羊山休闲公园项目中的一部分。这个占地8000多亩、耗资数十亿元的项目从去年初已经开始，冼笃信几乎每天都要来走走看看。

“这就是我人生的下半场。我还可以重来。”指着远处成片的荔枝树和龙眼树，这个33岁就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第三的海南首富目光坚定，言语间充满豪情。尽管他的头顶已经微秃，尽管他今年已经49岁。

喝上海南发展头啖汤

冼笃信的商人生涯其实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他倒卖过木材，做过粉条生意，贩卖过沉香，既有赚到2000块钱的小成功，也有赔得血本无归的时候。他将自己定义为“从小就不安分的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

他赚的第一笔大钱来源于承包一个工程的全部石料，赚了三万块。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要想赚大钱，必须得有自己的项目。这种领悟促使他后来办起了属于自己的编织袋加工厂和塑料厂。

冼笃信从吃不饱饭的农村孩子成了厂长，在别人的眼里自然“很威风”，但他自己却不满足。

一个不满足的表现是，他甚至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从一个“私营厂长”成为“国营厂长”，理由是“国营厂长有更多的机会”。

时间到了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在谈到办好经济特区时，邓小平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这就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中央随即决定开放沿海14座城市，地理位置特殊的海南被列入开放的重点。

冼笃信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在南平的塑料厂里，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下着大雨，看到这个消息时，“心里一阵狂跳”。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开放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来读那篇文章，还是没有琢磨明白开放意味着什么。”冼笃信说，“但我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机会，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并不是冼笃信才有这样的感受。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不过，他很清楚，开放对于这个孤悬海外的海岛意味着什么。雷宇做出的决定是“进口13000辆汽车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够了”。

闸门一开，全岛顿时陷入疯狂。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能赚到上万元，这对于原来“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的海南人来说，其诱惑力可想而知。

就这样，那个让冼笃信辗转反侧了一夜的“机会”，被一种交通工具——汽车，表现得淋漓尽致。

冼笃信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冼笃信立即从南平赶回琼山，组建了琼山南联商贸总公司。

“只要你有朋友，就能够拿到批文，就能够搞到车，你根本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他们要不到车，我能要到，我有朋友。”冼笃信还记得，第一辆车就是托海口的朋友搞到的，他赚了12000元。

销路不用愁，愁的是资金。“批文是批给大公司的，然后交定金从大公司订，那个时候资金很缺的，有资金才能办成事。”

此时的冼笃信已经拥有了一个关系网，他利用自己的农场，在海口设了一个办事处，经常去北京、上海采购货物，倒卖汽车的启动资金都是从内地的朋友那里转过来的。

“大家都相信我，我的朋友也多，一下子有差不多200万的资金打到我的户头上，我负责搞批文、搞汽车，内地的朋友负责销售。”

据冼笃信回忆，最多的一次他一下子拿到22辆车。他把车开到酒店门口，在马路上排成一行，整个琼山县城都轰动了。

汽车生意让冼笃信完成了原始积累。保守统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赚了大约100万元！他的座驾也从日产得胜换成了蓝鸟，直到丰田皇冠。

“整个海南的第一桶金是雷宇做的，我的第一桶金，也得益于他。”在若干年后的广西，冼笃信曾怀着崇敬的心情与已经退休的雷宇进行了一番对话。谈及往事，雷宇告诉冼笃信：被降职、被处分，他都不后悔，是值得的，不过“如果当初走得再稳一些就好了”。

据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

冼笃信也认为“走得远了一些”，但他认为雷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为地方发展尽了全力，出事之后全部包揽了责任。因为那个时候雷宇还是海南行政区的公署主任，并不是党委书记，出了这么大的事，书记能不知道？所以说，雷宇在海南人的心目中，是了不起的人物。”

1984年9月，这场史无前例的汽车狂潮终被国务院叫停。中央工作组找到冼笃信，因为海南一个区检察院的处长出了事，处长说冼笃信给了他两万一，工作组让冼笃信认账。

“我说没有，两万一是很大的数字啊，再说他们(检察院)还欠我十几万的车钱呢！”冼笃信选择离开海南，一是出去看看，二是出去躲躲，“当时抓了好多人”。

离开的时间，是1984年底。一辆丰田面包车载着冼笃信一路向北，直到石家庄。

对于1984年，冼笃信总结说，“我认识到了国家政策的重要性，不管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