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冯仑和很多人在海南一起“飙车”，大部分人撞到山上，他拐过弯来，一路狂奔。现在，他再次回到海南。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大年三十，冯仑在三亚度过。阳光、沙滩、度假酒店。此时，中国大部分土地上，人们穿着厚重衣服，戴上手套、捂紧围巾抵御寒冷。而三亚热辣的阳光下，穿着清凉的游人熙熙攘攘，人多到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数次来到这座岛上。

1988年，他是有行政级别的学者，乘军用飞机前来，一下飞机，看到满目荒凉。

1991年，他从北京“逃”来，想到的是可能的“金矿”。

此后数年他穿着体面，形色匆匆，如过客往来。去年，他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在海南开发一个项目。这是他近二十年来第一次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现在想来海南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的一角，冯仑如此对《中国周刊》说。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头发短得像小树桩一样，深蓝色的衬衣配上同色系的裤子，光滑干净的皮鞋发出柔和的光芒。回想起海南岁月，他的语调不由地升高，面带含蓄的笑意。

公派闯海

二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用冯仑自己的话说，那时“头发比较长，穿个大裤衩、拖拉着拖鞋在海南的大街上晃荡” 。

1988年，随着海南建省，10万青年渡过琼州海峡而来，冯仑也来了。他被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来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29岁的他想大干一场，以做研究的方式参与改革。上头给他的头衔是常务副所长，不过，他拥有的所有公产只有5万元钱、一辆车、一台电脑和一万台彩电批文。

关键是那一万台彩电批文。海南省当时的意图十分清楚，财政有限，只能给政策了。一万台彩电批文很快被卖出去。20万元的研究经费手到擒来。

海南本来是他走学者报国之路的理想岛，不过，一年之后，海南发展改革研究所就突然解散了，他成为了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的闲人。他来到北京，等待他的是机关研究院紧闭的大门。他要找维持生计的工作，牟其中接待了他，给他南德集团总办主任兼任西北办主任的职务。

冯仑曾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生，也曾借调到过中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