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

就在海南房地产市场热浪滔天时，1993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冼笃信，告诉他目前有20个省的银行资金吃紧，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有所准备”。冼笃信不以为然。

此时，有关中央将要进行宏观调控的风声也从各个渠道传出，少数敏感的人开始将手中的地产出手，包括冯仑、潘石屹、王石、任志强等人。他们成功逃顶的判断从何而来未有定论，但用冼笃信的话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时还排不上号”。

马蔚华的话在三个月之后得到验证。6月底，中央突然下发文件，重拳出击混乱的房地产市场，在紧缩银根的同时，整顿金融秩序。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后来，冼笃信将这次宏观调控视为一面墙。“如果你奋力一跃，翻过去，或许就是一片坦途；而没有翻过去，可能就是破裂的泡沫将你淹没。”

在这个文件下发不久的一次海南商会座谈会上，马蔚华劝在座的人：“有地的赶快变现，尽早脱手，拿钱在手。”会后，马蔚华特意找到身为商会副会长的冼笃信，再次郑重告诉他：“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不同，会很严。”

可是，冼笃信仍没有听进去。他不仅没有将手中价值10多亿元的地皮出手，还拒绝了拿着几千万支票找上门来买地的客户。

这一时期，还有人动员冼笃信把公司上市，他也拒绝了。“我不缺钱，上市以后的管理又搞不懂，我干脆不上了。”

他再次选择了逆流而上，但接连失手。

冼笃信先是因为建高档酒店，被马来西亚人骗走400万美金，接着，又因为“政府的关系，抹不开面子”，在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到五指山投资几千万元项目，几乎都打了水漂。

当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曾经找到冼笃信，邀请他去开发，并且答应他看重哪块地随便挑，好地段的价格也不过二三十万一亩。冼笃信为此组织了一个考察小组来京考察，但最终没有落子京城。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投资名不见经传的二级城市衡阳。

时隔多年，冼笃信依然记得当初衡阳旧城改造项目开业时的情景：“湖南政协主席来了，湖南省长来了，海南的政协副主席过去了，可以说，在衡阳的时候是轰动啊，我拿了三百万做奖金，刻了一个纯金的金牌做礼物，发给大家，上面有公司的标志。”

后来有很多文章探究冼笃信选择衡阳的真实原因，冼笃信一概否认。“我投资衡阳是因为感情问题，”冼笃信说，“因为我爱的一个人在衡阳。”

至此，这个在海南开发前和建省之初，牢牢抓住机遇的企业家，却在大环境骤变时失去了方向。“昏了头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肯原谅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愚蠢的决策。”他说。

在宏观调控的冲击下，海南地产泡沫破裂，市场陷入大萧条。冼笃信的巨额财富几乎被蒸发殆尽，他成了一个“最成功的失败者”。

冼笃信将自己当初的失误总结为三个方面：“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资产处理掉；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上市，那个时候上市一点问题没有；第三个失误是投资地点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如果选择任何一个城市，凭借我的性格，中国的地产史肯定要改写。”

看重与政府的关系、义气用事、感情用事左右了冼笃信的投资判断，这种在其初期所倚重的商道，让他的判断发生了错误。

十年卧薪尝胆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次不可躲避的风暴，冼笃信本来有足够的时间从容脱身，但他却坐失良机。“真正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冼笃信这样描述当时的局面。

如果你走在1995年海口和三亚的街道上，就会发现一道很独特的景观：各种各样的烂尾楼，有的只是钢筋水泥的空壳，有的甚至刚打好桩基。这其中，有些烂尾楼的主人就是冼笃信。

“一潭死水”。冼笃信如此形容进入泡沫时代的海南地产，“那个时候整个海南差不多有超过500亿的资金被套在地皮和房子上吧，很多人都没有跑掉，跳海的跳海，跳楼的跳楼”。

冼笃信没有跳楼，也没有跳海，虽然那个时候他赔得很惨。从15岁就开始走出海南岛做生意的他，毕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胸襟，他用了很长时间来做一件事情：反思。

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倒卖汽车到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十多年的好光景，说到底是因为政策而起，而现在政策没有了，政府有心无力，只能靠自我，首先不能让自己倒下去。原来自己几乎全部把钱压在房地产上，太单一，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必须多找几条路。

冼笃信开始读各种各样的“起死回生”的故事。“我为项羽感到可惜，他完全有能力渡过乌江啊，渡过了乌江可以东山再起嘛！自杀算什么英雄？”

冼笃信拒绝做项羽。他卖掉了自己的奔驰车，开始了新一轮搏杀。

他首先成立了一家防伪技术公司，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电话电码防伪系统工程”。到了1997年，冼的这家公司已经建起了近900个亿的数据库，拥有40家省级分公司，盈利情况非常可观。

同时，冼笃信还投资近400万元成立了当时极少有人涉足的旅游网络公司。1998年，他组织了二十多名科研人才，研究开发出“腾龙全国联网酒店订房系统”，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吸引了全国370多家星级酒店加盟。

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命运没有眷顾苦苦挣扎的冼笃信。就在防伪技术公司准备上市前夕，他的一个手下因私刻公章被查，连累整个公司被法院查封；而处于业务发展期的旅游网络公司，也因为冼的大哥被骗，为了替大哥还债，办公楼和办公设备被法院拍卖抵债了。

冼笃信再次陷于事业的低谷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春天来了。

1999年，为盘活海南烂尾楼，国务院出台了多项免征营业税、契税的政策和专项补贴，大大加速了烂尾楼的重启进程，也让之前无人问津的烂尾楼有了市场。但此时许多烂尾楼的主人早已不见踪影。2000年，当时的三亚市政府使出了一个狠招——炸楼，先在三亚大东海旅游区炸了几座。

这一做法震惊全国。冼笃信从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楼也在要炸之列，他赶紧跑到三亚，找到相关部门，运用之前积累的关系，保住了自己的烂尾楼。

“最困难的时候，政府给足了我面子，没有炸掉我的楼，当时报纸都登了要炸掉我们公司的楼。”冼笃信回忆说，他将三亚的大部分楼盘出手，回笼了部分资金。

他还在牵挂着湖南衡阳的房地产项目。之前这个“判断失误”的投资，此时却变成了冼笃信的“避风港”。

“那时候他到衡阳来，住小旅店，抱回一大箱方便面吃。”冼的一位衡阳好友向记者回忆说，“但是他精神状态很好，和发达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始终在耐心地等待机会，对自己充满信心。”

在沉寂10年之后，海南房地产市场终于从2002年逐步回暖，海南经济开始稳步提速。冼笃信看到了希望。他逐步处理掉在衡阳的地产项目，收回五六千万元资金，重回海南。

2003年的大年初一，冼笃信家里来了三名客人。这三名客人都是他家乡的“父母官”：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区长，邀请他参与家乡建设。

在总结了自己的教训后，冼笃信为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单独做项目，都要寻找合作伙伴，因为只有合作才会有制衡，相互制衡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正确。

2003年9月，冼笃信与区政府合作的海南龙华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冼笃信出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对于冼笃信此次东山再起的最大质疑集中在他的资金来自何处。有人说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有人说来源于政府支持。关于这个问题，冼笃信选择了回避。他只是反复强调：我还有精力，我拥有别人没有的社会关系和经验，我还可以重新来。

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失败者

在龙华公司的简介上，冼笃信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所有的失误都是我个人造成的，当初我和刘永好、张宏伟都是平起平坐，现在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我还停滞在原地，甚至往后走。”

“我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了，”冼笃信说，“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多人还不知道我的情况，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失败者，承认失败，对于我是一个好事情。”

2004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他见到了当年从海南“逃生”的冯仑、潘石屹和任志强。冼笃信第一个发言：“今天坐在台上，他们三个是以成功者的身份回答问题，我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和你们对话。”台下一百多家房地产公司的代表一起为他鼓掌。

论坛结束，任志强找到冼笃信说：“冼老弟，没有关系，相信你一定会重新起来。”

2006年，冼笃信重新开上了奔驰。现在，为招待客人而订购的奥迪Q7和奔驰越野车也已在路上。只不过，这时的他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冼笃信了。

他学会了节俭。他请湖南来的朋友泡温泉，会陪朋友去休闲中心的商务区买25块钱的泳裤，然后打电话给手下，让手下在路边小摊上为自己买15块钱一条的泳裤，这样能省10块钱。“不该花的就不要花了。”他说。要知道，他原来一年的招待费就有1000万元之多。

他学会了专一。为了集中精力做羊山休闲公园，他停掉了在重庆一个与煤炭相关的项目，将三亚、琼海和湖南的一些土地转手出去，而不是像原来“撒了太大的网，最终一条鱼也没打上来”。

作为教训，他说现在不会因为政府的关系和面子去投资。“像原来五指山的投资，几千万扔进去，连个泡都没冒，现在绝对不会了，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分析。”

他也学会了忍让。他与刘永好联手做了一个海口国家森林公园，前期已经投入了500万元，办公楼都盖好了，但是市里找他谈话，让他让出这个项目。于是，他选择退出。

也正是这个流产的国家森林公园，让冼笃信错过了这一波海南地产热潮。

“我因为这个项目，没有参与三亚、海口等地的项目，说实话，损失最大的是我，我有朋友在这一波中已经赚了十亿八亿，但我不怨别人，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的致命弱点是我的性格，我比较容易相信别人。我经不起求，心不狠，商人的心应该狠一些，该砍的时候应该砍，该拿的时候应该拿，该要的时候就要。”

说这番话的时候，冼笃信的脸上满是落寞。

对于这一轮因为国际旅游岛而兴起的地产热，冼笃信直言：“这次海南岛的热是真热，不是假热。不像上次那样，现在中国人的购买力是很强的。你看海南岛的房子的销售，内地的人居多，人一般都是买一两套，像我的合作伙伴，在海口买了十几套房，现在卖出去都能赚一倍多。这些房子真的能卖出去。”

其实，在海南成为国际旅游岛两年之前，刘永好曾经找到冼笃信，让他帮忙找一块靠海的大块地来开发。冼笃信曾经带刘永好和妻子去海口和三亚看了两块地，其中有一块1000多亩，那时候每亩才20万左右。

“但是刘永好没有下决心要，如果要了现在不得了。”冼笃信为朋友感到惋惜。

不过，当提起他的羊山休闲公园项目时，他开始兴奋起来。“我希望在三年后，现在这个村子有500人，每家每户都有农家乐开业。”

显然，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上一轮海南地产热中那个游走于“赌博”和“冒险”之间的冼笃信。

已经重新站在起跑线上的冼笃信，将2010年定义为他事业的起飞年。

20年，冼笃信经历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人生轮回。那些宝贵的积累，正是他再次登高的力量。

冼笃信自述

“我所认识的郑先平”

民间曾经有个说法，海南民间有四大天王，郑先平就是其中一个。

郑先平是一个脑瓜灵活的人，他也是琼山人，和我是老乡。原来，他是在粮食所上班的，公职人员，大家那个时候都很羡慕的。后来，他跑来给我开车，给我开了差不多一年的车。

做我的司机，经常跟着我出去，他认识了不少的人。接触时间长了，我也慢慢地了解他，他和我差不多，讲义气，够朋友。我后来在腾龙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给他。后来，他出去单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那应该是海南刚刚建省的时候。他的第一笔贷款还是用了我的一块地做抵押的，不到十亩地，贷了30万。那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什么赚钱做什么，做过药厂，跑过船队，大约1990年的时候，他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名字应该是宝平发展公司吧。(郑先平后任海南省宝平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编者注)

有人说我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但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做起来的啊，我也是从一无所有做起来的啊，大家都需要朋友帮忙啊。他确实有能力，自己做得很好。

不过，在上一轮的房产泡沫中，他也没有跑掉，也赔得很惨。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那一轮成功跑掉的，比如潘石屹，王石，冯仑啊，他们都不是海南人，他们都是外来人，来海南淘金的，像我、郑先平和张泰超，没有跑掉的都是本地人。不过，实话实说，那个时候，我和潘石屹、王石他们，没有打过交道，他们那时候还排不上号。

郑先平比较遗憾的事情，是错过了民生银行的入股。大约在1994年，民生银行刚建的时候，要拉一些人入股，郑先平本来打算入股几千万呢，但是后来放弃了。如果当时入股了，他会很了不起，就像我的朋友刘永好。现在，关于他的消息很少了。我们其实都一样，经历过辉煌，寂寞也耐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