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与高调

11月13日，创维CEO张学斌做客国内一大型网站，被再次问及黄宏生的近况。他回答说，黄许多时候都在休息，“相信他也愿意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现在没有在公司里面。”

自7月6日创维数码发布声明，告知者“黄宏生已于2009年7月4日回到自己家中”开始，张学斌已经回答过这类问题很多次了。人们总是在猜，黄宏生会不会像当年的倪润峰和现在的那样，以创始人身份重新回到创维。

尽管后来有香港媒体报道，称黄宏生刑期未满，此番出狱只是假释，在此期间不能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不可能回归创维，但因为黄宏生之妻林卫平担任创维数码执行董事，市场仍普遍认为黄可对创维实施幕后操控。

黄宏生获释当月，包括张学斌在内的多名高管曾“一窝蜂”减持公司股票，这更是加重了媒体的质疑：是不是黄宏生“回归”的前奏，也许他将重新调配管理团队？

10月底，媒体披露，黄宏生频频出现在创维公司和展台。

如此扑朔迷离的复出动作虽令人眩晕，但桥段却早已算不上新鲜。

“乳业教父”郑俊怀于2008年提前刑满释放，一年多来，市场上围绕他复出的各种传闻不绝于耳。先是去年年底有消息说，郑俊怀募集了40亿元金，欲重返乳业，打造新品牌“新长征”；今年4月时，又传因三聚氰胺事件打击，乳业市场低迷，郑俊怀出山计划暂缓；10月，媒体接连曝出他牵手黑龙江红星乳业的消息，又过了一个月，该消息才真正从郑俊怀本人口中得到证实。

同样低调的还有赵新先、管金生、张国庆等人。赵2008年6月在南京小营药业复出，担任公司顾问一职，同时负责打理大股东永泰投资医药板块资产，一年多来，未见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管金生2003年被获准保外就医，之后长期居于家中，11月底，《中国周刊》记者前往探访，家中空无一人，物业和居委会称其离家已有两年，不知所踪。其老部下对记者说，老管现在做的仍然是投资生意，主要是炒做期货。

张国庆2002年出狱，后筹建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其二股东的“伯孙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但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伯孙投资”董事、监事和经理名单中。即使在“九夷投资”，他的身份也仅是“顾问”。

今年6月，由张国庆一手提拔起来的君安证券原总经理杨骏辞世，张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祭文托友人带到追悼会现场，自己却“因多种原因，不便参加”而未能现身。

仰融算是一个高调的特例。远在美国的他，不但隔空喊话，让国人知道他的归国造车项目，而且还拿出行动，遥控正道汽车公司，与沈阳市欧盟经济开发区签署合作备忘录，其效率之高，不输他当年构建“华晨系”时的本色。但对于像他这样有“戴罪之身”不能归国的人来说，不借助媒体的力量，事情又能怎么做？

变与不变

多数复出者刻意选择与公众保持疏离，不知道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生活境况有关。

81岁的褚时健现居于云南省玉溪市，自2000年保外就医至今，头发花白的他一直在哀牢山种田。他和老伴联手经营的是一块上千亩的果园，里面产的冰糖橙可以拿到附近的集市上贩卖，标明“褚时健种的橙”还可以每斤比别的橙子贵3元。

今年1月，褚时健曾对一位记者说，出狱后很多人找过他，请他做顾问，一年给他二三十万元，但他不愿去，原因是“中国人合作很难，我也没有闲心干那些事，我自己做倒可以”。但闲在家里又觉得无聊，所以才租了几千亩地，“打发一下时间。”

褚的老伴却道出了另外的隐情，“实际上是因为没有钱。姑娘死在监狱后，外孙女得我们养。我和他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不到两千元，连物业费、水电费都交不起，你说咋过？总得找点钱。”

这个故事读起来多少有点让人心酸，略感好一点的是胡志标的改变。11月23日，当久违的他首次公开亮相于一场公共论坛上时，人们赫然发现，眼前这个稳重的中年男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挥霍的莽撞青年。37岁的他把酒戒了，住宿时也会挑价格相对较低的酒店。

不仅他们变了，市场也在转变。当年销路很好的VCD现在早已淘汰出局，取而代之的是画面更清晰的DVD，以及各类数码放映机。复出的胡志标，焉能再走当年路？

IT业和保健品市场几经沉沦，也在逼着“史大胆”史玉柱不断更换门楣：先是营销软件“巨人汉卡”；被国外软件挤出市场后，他改做脑白金和黄金搭档；巨人大厦计划坍塌后，国内保健品市场整体信誉崩塌，复出市场的他再次转身，进军网络游戏产业，迅速将自己由“首负”变成“首富”。

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有吴炳新。他并没有被市场打倒，依然守着“三株”这块牌子，只是他不再依赖保健品了，如今，他带着化妆品“生态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有了这一市场转型的判断，72岁的吴炳新依然精神矍铄地说：“我是英雄，我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英雄？”

不过，赵新先似乎暂时还未能很好地抓住市场变动的节奏。《中国周刊》记者前往南京小营药业探访时，工人们还在装卸大批大批的玻璃制输液瓶。而这种玻璃瓶早被塑料瓶和软袋替代，盈利状况可想而知。

得与失

或许，以一时的市场表现来衡量复出者的成败，是很愚蠢的事。在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笑对得失和坎坷，已经变得更加豁达、从容和沉稳。

以前的胡志标野心勃勃，立志要做中国的松下幸之助。现在的他，改口说“松下幸之助是松下幸之助，不是我崇拜他就能变成他，我们俩从基因上就不一样”。现在他忌谈创业，其职业理想也变成了“赚钱不多却很快乐”。

以前的阚治东多次谈论企业成败和市场监管，口中都是发展啊发展。几经沉浮之后，他意识到“没有谁的人生是始终向上走的”，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命运也有了新的体悟。

以前的仰融，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华尔街去。现在，他更想回自己的祖国造车。

“我已经荒废了7年，现在我要快马加鞭，把失去的时间给抢回来。”仰融说。或许，这才是商界一代风云人物矢志不渝、蜂拥复出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