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硬伤袭来

保健品饮料行业里，没有被疯狂的广告撞昏头脑的仅剩三人：健力宝的李经纬、娃哈哈的宗庆后和乐百氏的。

然而，李经纬没能逃脱接下来的一轮经济硬伤。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堪重负，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开始。国资委统计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锐减到15万，减少了40％。减少的这些国企，要么消失，要么就进行了产权变革，转型为民营企业。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大批企业家们被卷进这场洪流，或者百舸争流，急流勇进，或者逆水不前，就此搁浅。

这轮改制中，健力宝的李经纬显得十分无力。

2002年1月15日，在广东三水市的健力宝山庄，这个曾经属于李经纬的地盘上，三水市政府将健力宝75％的股份转卖给浙江国投，作价3.38亿元。坐在一角的李经纬，一脸沉默。就在前一天，李经纬还在为“凑钱买健力宝”而四处求救。

李经纬，从1984年开始，将健力宝集团从一个市办小企业办成享誉国内外的饮料行业老大。年销售额从345万元，发展到超过18亿元。期间，他甚至把广告做上了《纽约商报》。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管理和营销才能的天才，却在企业易主时，没有任何办法。

同样在广东，早在1996年，李东生从惠州市政府手里通过购买企业增值股权的方式，拥有了TCL；何享健从顺德市政府手里整体购买股权，拥有了美的家电。这时，李经纬也已经开始了健力宝的“国退民进”产权回归路。

不是李经纬没有意识到产权改制的浪潮。有一次，他在记者面前，拍着桌子说：“健力宝就犹如这张桌子，总有一条腿是行政上级，还有一条是军心不定，行事涣散的中层，这两条腿很容易垮，我的这点老本也很容易吃光。”

他开始在广东修建健力宝大厦，准备搬迁健力宝集团；他以购买保险的形式，逐渐转移331万元集体资产；他策划健力宝上市……

但是，李经纬终究还是没有从三水市政府手里得到健力宝，犹如失去心爱的孩子，拍卖会上，李经纬仰头滚泪，这一瞬间被在场的记者抓拍下来。

几天后，百里之外，深圳三九集团的赵新先看到了李经纬的这张悲情照片，但是，已经晚了。

此时，三九因收购了140家企业而步伐沉重，企业负债率从一开始的18％猛增到80％。占用上市公司资金25个亿，占公司净资产的96％。三九已经基本失去了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

想当初，军人出身的赵新先，拿着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申请的500万元贷款，和自己历经十年研制成功的三九胃泰药方，在一片穷乡僻野创办南方制药厂。三九集团从开始成立就只是挂着国企牌子，进行着纯粹的民营企业运作，这种机制，使三九发展动力十足，一度成为国企经济样板。正式投产的当年就盈利1000多万元。短短几年间，三九集团的产值从1992年的16个亿发展到1998年的153个亿，成为国内医药企业的龙头。2000年，三九机制被录入中国MBA经典案例库《经营通鉴》。赵新先被誉为“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

这次，赵新先已经无力回天。

面对资金紧缺链条，赵新先感受到了产权之痛，他把问题抛给了政府：“要不，国家出资，解决三九的问题。要不就把产权从国家手里放出来。”

后来，一个业内人士分析说，“上场就是为了进球，如果这一轮场上已经看出来了他不可能进球，状态不好，那教练肯定要把他换下来。这也正是国资委当年的工作重点。”2004年5月16日，时任国资委党组书记的李毅中亲自宣布免去赵新先的职务。

2002年和2004年，李经纬和赵新先分别被认定转移国有资产。李经纬因脑溢血瘫痪在床，而赵新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

曾有经济学家预测，对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讨论将成为中国公众社会及政商学界观点分歧最严重的经济话题。对于企业家而言，这场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论从1998年就隐约开始了。2004年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

赵新先被撤职之时，远在内蒙古草原的另一国企老总郑俊怀也加快了动作。

郑俊怀打造了三条隐性MBO通道：其一是华世商贸公司，其二是呼和浩特启元公司，法人代表是郑俊怀本人，第三条通道是金信信托。按照2004年6月30日的数据，华世商贸持有伊利境内法人股2.16％，为伊利第四大股东；内蒙古启元持有境内法人股比例为4.38％，为伊利第二大股东；金信信托持股14.33％一跃成为伊利股份第一大股东。通过这三种途径，以郑俊怀为核心的数位高管拥有了伊利股份20.87％的法人股股权。

2005年，郑俊怀成为这轮争辩中最后一位实验者，同年12月，因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兵败调控大旗

2009年11月，在一个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樊纲说，经济走势就是在不同力量的角逐中，产生着微妙的变化。他的观点是针对今年经济危机下国家的调控政策而言。这个经济规律一样适用于2003年就已经开始的那场宏观经济调控。

钢铁行业的铁本戴国芳，资本市场的德隆唐万新，房地产业的顺驰孙宏斌，都在这个时间失手。

戴国芳几乎就是这轮宏观调控下诸多民营经济企业家失手的代名词。这个白手起家的炼钢大王曾经被寄予天大的希望——“铁本一旦建成，戴国芳就会成为中国首富！”

2002年前后，民营钢铁集体狂欢的气氛助长了戴国芳的雄心，他立志要在钢铁业做出点名堂，甚至要超过宝钢。但是， 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戴国芳和他的铁本正好撞在“枪口”上。2004年，铁本停产关门，戴国芳锒铛入狱。

他被指称的罪过是：审批越权、违规占用土地、挪用银行贷款、偷税漏税。但后来却被定为“抵扣税款发票罪”。

就在江苏的戴国芳被送进监狱的时候，新疆的唐万新和天津孙宏斌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筹钱。他们面临同样的困境：资金急缺！

唐万新，原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总裁。《财经》杂志在评价唐万新时给出的定语是“枭雄”，配以毛骨悚然的一句话：一个清醒地制造危机的赌徒，一个梦想把火山化作金矿的狂人。他不爱穿西服、不爱打领带，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不随意拍照。

就是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依靠三只“招牌股”——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搭建起了一个资本王国——德隆。

几乎同时，天津顺驰的孙宏斌宣布年销售额过百亿。这个年轻的冒险者，早在25岁还在联想如日中天时，就有过一次牢狱之灾。罪名是：“挪用公款”。2000年，五年牢役出来，孙宏斌揣着柳传志给自己的50万元，在天津成立了顺驰房地产公司，三四年的时间，年销售额飙升120亿。

唐万新和孙宏斌有着相似的“赌徒本性”，敢想敢干。这一次，他们也面临了相似的坎：德隆每月的护盘及其他成本已达到上亿元，三年熊市也让德隆压力倍增，危在旦夕；孙宏斌的顺驰则因为资金流转不开，已经圈地无法开工，资金流危机四处爆发。

而此时，国家刚刚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清理新建项目。

唐万新试图借助地方商业银行的想法被紧缩了。三驾马车200亿元的市值在十余个跌停后成为过眼云烟。9月5日，孙宏斌以12亿元向香港路劲集团出让55％股份，基本失去对顺驰的控制权。

2006年1月19日，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此案因涉案金额巨大，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案件。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刘贤方博士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政府对待经济的政策总是雷厉风行。譬如救市，就马上拨款4000万个亿。而在美国，政府的反应是相对缓慢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就会有一个和市场相互磨合的时间。不至于因为政策的迅速转变而产生太剧烈的不适应。”

2008年11月，戴国芳出狱。四年后的狱外正在进行另一轮的经济宏观调控。钢铁行业依旧是重点重组对象。戏剧化的一幕是：就在他踏出监狱的前几天，杜双华的民营日照钢铁在媒体的闪光灯下签署了和山东钢铁的重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