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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松下幸之助对企业经营有了自己的领悟，提出了著名的“自来水哲学”。尽管松下已经有14年的发展，但到这一时刻，幸之助才真正认识了企业的历史地位。为了铭记住这一时刻，实现企业的使命，他决定，以1932年5月5日为松下公司的创业纪念日。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为松下公司制定了250年的目标，以25年为一个周期，分10期来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理念上豁然开朗和现实中步步艰难形成鲜明的对照。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进入了政府强力干预的经济统制时期。松下的经营刚刚有所起色，就被卷入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之中。二战期间，松下公司在政府要求下，停止民品生产并开始从事军品生产，先是为军方生产200吨的木船，后来又为军方生产木制飞机。造船刚刚进入规模，飞机刚刚生产出样品，日本就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进入了美国占领时期。战败不仅使日本军方拖欠松下的大笔款项一风吹了，而且使松下公司被美国占领当局列为清查对象。松下公司被指定为“财阀”，幸之助本人也被列入因制造军品的战争责任必须撤销职务的名单。经过数年的交涉，尤其是松下公司的工会发起了签名运动，向占领当局请愿，要求幸之助留任，才使松下公司半死不活地维持下来。 列入财阀意味着资产被冻结，撤职和留任的交涉则严重影响着经营活动的开展。所以，松下公司在战后的5年中，生产停滞，债台高筑，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幸之助做了他从来不愿意做但不得不做的事——大面积裁员，公司由1.5万人减少到3500人。 1950年起，伴随着日本的战后重建，松下公司开始重振旗鼓。为了使松下不再出现偏差，幸之助专程到美国考察学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美国的发达和富有使幸之助感慨万分。比如，美国GE生产的收音机24美元，而工人日工资12美元。松下的收音机9000日元，而工人的月工资6000日元。美国人两天的工资就可以买一个收音机，日本人需要一个半月的工资。一个纽约市的用电量，就相当于整个日本全国的用电量。在美国开了眼界，使幸之助从此极力赞扬美国式民主。从美国一返回，幸之助又开始主持与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合作，以引进技术来带动松下新的起飞。 在与飞利浦的引进与合资谈判中，飞利浦公司提出由松下支付6％的技术指导费。幸之助认为，引进技术支付技术指导费没错，但新公司是双方合资性质，拥有技术的飞利浦一方取得技术指导费，那么，从事经营的松下一方就应当取得经营指导费。最后，双方于1952年达成协议，飞利浦获得4.5％的技术指导费，松下获得3％的经营指导费。这在企业经营中开了先例，松下也获得了飞利浦的尊敬，更重要的是由此树立了经营管理与技术创新并重的理念。 在重视经营创造价值的同时，松下并不否定技术的作用。幸之助强调，要真正在技术上领先，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和独创。这种独创不仅仅是产品，而且是生产技艺和工作母机。于是，松下于1953年成立了中央研究所，设置了专门的机械制造厂，为自己的生产线开发最新的机器设备。 1956年以后，松下公司的经营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幸之助当时制定的计划是五年之内营业额翻四倍，由200亿增加到800亿（后来实际达到了1000亿）。1955年以后，松下的出口贸易快速增长。1961年，随着松下公司的发展，66岁的幸之助宣布辞去社长（总经理），改任会长（董事长），顺利完成了经营权的交接。 幸之助尽管交出了经营权，但并没有对公司撒手。3年后（1964年）松下的经营遇到了难关，日本企业明显表现出产能过剩，许多公司纷纷破产，松下公司也出现了积压和赤字。这时，幸之助再度出马，主持召开了松下代理商和营销商的恳谈会。这时他才发现，200多家松下的销售商，有170多家在亏损，恳谈会几乎变成了诉苦会。幸之助真诚地向与会者表示道歉，在取得互相谅解后探讨改善经营的方法。此后，他不顾69岁的高龄，暂时替代主管销售的营业部部长安川洋君，站到销售第一线，主持进行了松下的销售经营全盘改革。这次改革，使用户至上的服务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松下公司再次走到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前沿。 随着经营的好转和日本参加世贸组织（当时称关贸总协定）的承诺，1967年，日本实行了自由化。在这一局势面前，幸之助对松下公司提出了新的短期目标：消除浪费，创造繁荣，更新观念，再度创业，五年内在经营效益和员工工资上超过欧洲，赶上美国。到1971年，松下电器的工资果然实现了“超欧赶美”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