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3日，是平常的一天。

对于拉卡拉，以及先后六次创业的孙陶然，这一天，并无大事可叙。

这一天，孙陶然需要去干三件事儿：接待一群从西部某城市过来考察的地方官员；接受我们的采访；去联想控股参加一个由柳传志主持的会议。

从表面上看，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儿都平静如水，构不成企业发展史上的轰轰烈烈以及重大因果节点。但正如德鲁克所言，企业的常态总是单调乏味，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妨从小事开始进入。

——一张长条形的黑色会议桌，孙陶然坐在桌子的正中间，旁边是拉卡拉负责采访记录的工作人员。因为前一晚晚睡的原因，疲倦写在孙陶然的脸上，但仅仅是写在他推门进屋之前的脸上。落座后的孙陶然，理了理深灰色的西服，拿出了老练而职业的专注。他对记者说：“你问我答，什么都可以问。”

但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受访对象。对于一些在传播上他认为可能会让自己“掉进坑里”的话题，他会本能地反问采访者：“你觉得呢？”“怎么会呢？”

总之，接受采访，肯定非孙陶然所爱好，但这却是一种需要，他负责把需要变成爱好。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喜欢在公众场合演讲，但是你作为总裁必须去演讲。”

把“需要”变成“爱好”是一种能力。这也是2013年3月13日孙陶然处理这三件工作的职业态度。至于喜欢做的，不喜欢做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类似的这一天，类似的因果关联，处事方式，构成了他创业22年来的一种生活形态——也构成了不同人对人生的不同掌控能力。

22年，孙陶然在六个不同的领域连续六次创业。在外人眼中，他创造了中国公关第一股蓝色光标，成就了恒基伟业商务通，再到今天中国最大的线下电子支付公司拉卡拉，履历光鲜——相当于登到山顶好几次，而且每次路线还不一样。

但在孙自己看来，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是九死一生的幸运儿，也都经历过现金链断流、发不出工资、市场推广手足无措等数不清的沟沟坎坎。那些一年创立两年融资三年上市的创业神话，其实是那些成功者包装出来的“毒”。

解毒——是他企图送给那些真正适合创业的人的一份礼物。

不适合创业的人就别创业

如果这个世界明天就要毁灭了，那你还会不会选择去创业？

若你回答是的，那你就属于天生的创业者，至少不属于那些为了就业而去创业的人。

天生的创业者，在人群中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这很残酷，却是规律。

孙陶然认为自己属于这百分之十。

他争强好胜，从小便如此。父亲是大学建筑系教授，母亲是医生，他成绩好，跟班里那些“坏”孩子的关系更好。直到今天，孙陶然都认为“孩子王”这个特质，是一个创业者所需要的。孩子王获得的号召力，并非行政权力所赋予，那又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1987年，孙陶然以吉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管系。多年以后，在厉以宁教授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提到了北大87级所诞生的一群企业人才，诸如百度李彦宏、蓝色光标赵文权和西藏旅游欧阳旭等。

只是，毕业后的孙陶然与赴美国再读书的李彦宏有着不同的际遇。他被学校分配回了吉林当地一家建筑公司。据说，这样的分配结果，是因为狂傲的孙陶然在校期间开罪了当时的一位校领导。

孙陶然回吉林了。只是去公司报到的第一天，他便顺手办理了停薪留职。

他应该有些不屑。因为彼时的北大校园思想活跃，讲座不断，高手云集，用一句时髦的话描述，他是开了眼界的人。当分配有了发配的味道，孙陶然说，什么户口什么住房什么公职我都不要。

他本意是去联想。对于这家就在学校旁的公司，孙陶然早在大学期间便瞄上了。当时，诸如“有多大本事就给多大舞台”、“个人利益融入企业需求”的联想口号，让孙陶然感到新鲜、振奋。当然，暂时的失之交臂并不重要，因为多年以后，他又通过另一种方式成为了联想大家庭一员。

总之，自从踏进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孙陶然便决心留在这座城市。他父亲那一代从农村去到了省城，他认为自己这一代理应在京城扎根。事实上，孙陶然这一代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正是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慢慢有了自己的地位。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革命。

在动荡变革年代，谁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美国精神病学专家纳赛尔伽米说，表现出色的领军人物通常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比如，在华为最艰难的时期，任正非就患过抑郁症和焦虑症。 (责任编辑：admin)